颜师古的成就并不是他单单个人的成就，也是他所处的颜氏家族的成就。虽然如果与东晋一流高门王、谢家族比较，颜氏家族属于二流的次等士族，但是，颜氏却能够自三国时期的颜盛步入士流之后，历经两晋南北朝，直至隋唐，延续六、七百年而不衰，而且至南北朝隋唐出现了兴盛的局面。入唐之后，在多次官修氏族谱志中，颜氏家族都被列为琅琊郡的望族。这一望族在南北朝隋唐涌现一批像颜含、颜延之、颜见远、颜之仪、颜之推、颜思鲁、颜愍楚、颜游秦、颜师古、颜昭甫、颜元孙、颜杲卿、颜真卿等才俊。
颜门名人辈出，不是偶然的，这与颜氏家族文化密不可分。何谓家族文化？
家族文化在道德规范层面上主要以家教的形式体现，目的是为了端正家族风气，保证家族本身的生存与发展。许多的家法家规等家教对内严禁子孙淫盗赌博、妄言争讼，对外要求子孙对待邻里宽容和睦，互通有无，这不仅教育子孙为人、处世的道理，而且在整个家族中形成了一个道德高标，端正家族的整体风尚。一些家族甚至拥有本族特有的家学与家风，历代子孙从父辈中继承家族文化中的精华，又不断发展新的优秀因素，整合传承，历经了几代人的共同努力，终于形成了能够代表整个家族的文化特征。
在传统社会，家族文化中最大的中心课题就是如何光宗耀祖、扬名显亲。《孝经》开篇引孔子言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中宣扬的“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的孝道观对中国传统家族有着普遍的范导价值。
颜师古的颜氏家族自然也认同扬名显亲的重要性。但如何扬名显亲？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名实》篇主张要想扬名，首先要立名。在《名实》篇中他列举了很多士大夫及其子弟贪图虚名、沽名钓誉，反而自取其辱、弄巧成拙的事例，告诫子孙要树立良好的名声，必须要修身立名，做到表里如一、名副其实。他提出：
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容色姝丽，则影必美焉。今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忘名者，体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惧荣观之不显，非所以让名也；窃名者，厚貌深奸，干浮华之虚称，非所以得名也。（《颜氏家训·名实》）
在他看来，一个人只要德才双馨，名声则必然美好。他还谈到上士、中士、下士对名声的三种不同的境界：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而颜之推期望子孙能够通过中士一途，修养身心、谨慎行事，树立良好的声名。他在《颜氏家训·勉学》殷切希望子孙：“若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藜羹缊褐，我自欲之。”
除此以外，颜之推还非常看重人生在世的世俗义务，他说：
人生居世，触途牵絷：幼少之日，既有供养之勤；成立之年，便增妻孥之累。衣食资须，公私驱役；而望遁迹山林，超然尘滓，千万不遇一尔。（《颜氏家训·养生》）
他认为人生在世，到处都是牵累羁绊：小时候，有侍奉父母的辛劳；成年以后，又增加了妻子儿女的拖累。既要解决衣食供给需求，又要为公事、私事操劳奔波；然而希望隐居山林之中，超脱于尘世的人，千万人中也遇不到一个。人的一生不断的肩负着这样那样的俗世义务，很难超凡脱俗、归隐山林。面对这么多的尘世凡俗，颜之推不主张归隐山林，而是提倡积极的入仕，通过入仕来维持家族的兴旺、子孙的幸福。他说：
计吾兄弟，不当仕进；但以门衰，骨肉单弱，五服之内，傍无一人，播越他乡，无复资荫；使汝等沈沦厮役，以为先世之耻；故腼冒人间，不敢坠失。（《颜氏家训·终制》）
显然，颜之推的“仕进”是为了荫庇子孙、不辱先祖。在他看来，这也是扬名显亲的家族意识的重要体现，这种家族意识，不仅具有强烈的家庭教化意义，同时，在颜之推的言传身教中，对颜氏子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此一来，在颜之推看来，要想能够让颜氏家族不断昌盛，就必须两个方面都得做好：一个是修身立名，这是“德”；另一个是要有应世经务的能力，这是“艺”。所以他提出要培养“德艺周厚”的家族人才，这样才能光耀颜氏门庭，光大颜氏祖业，永葆颜氏家族常盛不衰。就像有了美丽容貌的女子其影子必然美丽一样，如果做到“德艺周厚”，自然个人与家族也就会有善名。
如何才能做到“德艺周厚”呢？周厚者，齐备而深厚。德，便是品行道德。艺，则是真才实学。“德艺周厚”是颜之推对于家族人才培养的理想模型。颜之推勉励子孙要达到“修身慎行”、“体道合德”的境界。要做到“君子处世，贵能克己复礼”，并且还要有不可苟惜性命，舍生取义的道德勇气。这是颜之推“德”之要求。颜之推推崇“应世经务”之人，他认为“夫学者贵能博闻”，又要求子孙在博学的同时注重多方面能力的培养，才能“以才博擅名”，才能为“上品”之才。这亦是颜之推“艺”之标准。颜之推认为读书明经，可以成为子孙安身立命的技艺，是维持家族的士族地位、“千载终不为小人”的有利武器。
正如颜之推《勉学》所告诫的那样，颜门“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认同儒家所致力成就“先王之道”的士文化，并把这一文化变为历代子孙所承继的“家世之业”。可见，颜之推这里所提出的“德艺周厚”类型的家族文化，是和颜氏族人对中国传统的士文化的认同分不开的。可以这么说，颜氏“德艺周厚”的家族文化就是影响中华民族的传统士文化在颜氏家族这一共同体的具体体现。作为影响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传统士文化不仅在实现天下秩序上起到重要作用，而且这一文化对作为一定家族共同体的士族的繁衍流布也有着重大影响。
实际上，从儒家创始人孔子开始，中国文化里就萌生出这种“务先王之道”的士文化传统。孔子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这一基本规定，体现出“士”这一社会群体是人类社会基本价值（即“道”）的维护者的“角色”。曾参发挥师教，将士的这一角色解释的更为清楚明白，《论语·泰伯》提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虽然在西方学人看来，“知识分子”是近代的产物，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出现的时代不早于十八世纪，但中国的“士”，最起码在孔子那个时代就已经形成，究竟知识分子和士两者之间有着怎样的差异？我们暂且搁置。但西方知识分子成为“知识分子”必要和充分两个条件，依然可以作为我们分析中国传统中“士”阶层的理想模型。
从这个知识分子的“理想模型”出发，我们可以看出，颜之推所推重的“德艺周厚”类型的扬名显亲，大致符合了“士”这一中国传统的“务先王之道”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实际上，颜氏家族作为一种士族。其中的重要人物在历史上扮演的主要角色就是“士”，颜回身上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士文化。由中国传统的士经历了先秦的游士，到秦汉儒士，魏晋名士，再到南北朝士大夫，颜氏家族对于“士”这一阶层的文化认同，深深地影响着其家族文化。
“士”作为中国传统的知识人，也有个历史演变过程。春秋之前的“士”还不能算是知识人，“士”属于贵族阶级的最低层，“大抵皆有职之人”。到了春秋时代，“士”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士”逐渐和“庶人”连在一起，庶人有不少机会晋升为士，士、庶的界限渐渐的模糊。发展到战国，“士”不再是贵族，而成为“四民”之首，《春秋榖梁传》成公元年条：“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余英时先生指出：
春秋时期，是个“礼乐崩坏”的时代，也是士阶层上下流动时代。传统的“封建”秩序已经到了解体的阶段。在这样的一个动荡时代，社会各阶层之间出现了流动的情势，即上层贵族的下降和下层庶民的上升。士阶层恰恰处于贵族与庶人之间，是上下流动的汇合之所，所以该阶层的人数不免随之扩张，士的成份随之也就不再限于低层贵族了。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509年）有一段大家熟知的文字：
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
另外，在这一时期，一些有一技之长的平民脱颖而出，加入到士的行列中来。《管子·问》：
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士之身耕者几何家？
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身何事？
贫士之受责于大夫者几何人？
可见，这些士或亲自耕田，或因贫困而借债，显然都已非享有禄田的贵族。拿管仲来说，并没有贵族的出身，由于家庭贫困，曾和鲍叔牙一起做过生意。虽没有受过成为贵族的系统的六艺教育，但他凭借自己的才能，却因缘际会，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成为春秋时代最杰出的士的代表人物之一。
孔墨这春秋时期的两大学派，其门徒很能说明士的成份之复杂。《吕氏春秋·尊师》说：
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索卢参，东方之钜狡也，学于禽滑黎。
这些村夫、奸商、盗贼和骗子，都得以成为显学名士，这在贵贱有别、等级森严的制度没有崩溃之前，是完全不可想像的。可见，士作为新兴知识阶层的崛起，是春秋时代社会阶层关系变动最重要的历史内容之一。
当然，“有教无类”的儒门在其所培养“志于道”的这一新兴的士阶层中，除了这种下层庶人上升为士的路向以外，也存在上层贵族下降为士的路向，孔子和爱徒颜回就是这样的代表。孔子的先世虽是贵族，但他少时也在季孙氏手下当过管理仓库和畜牧的小吏。我们从颜氏家族的发展里也可以窥知贵族下降为士的这一社会现象。
根据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的记载，颜氏“出琅琊，本自鲁伯禽，支庶有食采于颜邑者，因而著族。”鲁公伯禽共有四子：长子姬酋，承袭父亲姬伯禽担任该国君主；次子姬熙，承袭哥哥姬酋担任该国君主；三子子颜，四子延陵（不详）。因为三子子颜受封于颜邑，所以子颜后裔以祖上封邑为氏，称为颜氏。孔子的母亲徵在就是鲁国颜氏之女。
据《陈留风俗传》、《元和姓纂》及《通志·氏族略》等所载，黄帝之孙叫颛顼，颛顼之玄孙陆终，陆终生有六子，其中第五子曰安，曹姓。周武土时分封前代圣王后代，把安的后代苗裔邾子挟封于邾，建立邾国。邾子挟的五世孙名夷父，字颜，又称邾颜公。后来邾国被楚国火掉，邾颜公的支庶子孙有人以祖父的字为姓，称颜姓。
《氏族略》提出了这两种说法，一个是因邑为氏，一个是因字为氏，虽然各自都有理据，但颜氏族人持曹姓说。
王献堂《春秋邾分三国考》云：“《世本》云：邾颜居邾，肥徙郳。宋仲子注云：邾颜别封小子肥于郳，为小邾子。则颜是邾君，肥始封郳。《谱》云：小邾，邾侠之后也。夷父有功于周，其子友别封为附庸，居郳。《世本》言肥，杜《谱》言友，当是一人。”“当周宣王时，封其子肥于郳，为小邾。身后子夏父立，别分叔术于滥，为滥国。夏父居邾，缵承旧统，先后传二十九世，战国末叶，为楚所灭。”
根据这些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夷甫伯颜的次子友（肥），别封于郳之后，已别出为另一支系，有了自己的封土，其后裔也不得继续以曹为姓。根据《左传·隐公八年》所载众仲语：“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疾。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已如之。”友自然可以按照这一惯例，用其父之字“伯颜”，命其姓氏为“颜”。
由颜氏族源可知，颜姓的始祖邾武公（字伯颜）本为世袭贵族。新编《陋巷志》载：
颜友生爽，为鲁下大大。爽生连，连生曒，曒生鸣，为鲁上大夫。鸣生音，为鲁司寇。音生羽，羽生训，训生简，简生箱，俱为鲁下大夫。箱生，虎日生景，景生整，整生恤，恤生求，俱为鲁司寇。求生有，为鲁邑宰。有生无繇，字路（亦作季路），为鲁卿士，娶齐姜氏，于鲁昭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21年）生颜回。”
可见，自从邾武公改称颜姓后，十四世皆仕鲁为卿大夫。但到了颜回的祖父则已经降为“邑宰”，就已经是“士”阶层了。
颜回和父亲颜路都是孔子弟子。除了他们两位颜氏之儒以外，还有其他颜氏之儒。在《颜氏家训·诫兵》篇中，颜之推认为：“颜氏之先，本乎邹鲁，或分入齐，世以儒雅为业，徧在书记。仲尼门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颜氏居八人焉。”颜之推认为颜氏祖先起源地为邹、鲁、齐，世代以儒雅为业传家，又认为仲尼门徒中得道七十二人，颜氏有八人。
根据司马迁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门弟子中颜姓弟子八人，均为鲁人：
颜回者，鲁人也，字子渊。颜无繇，路者，回之父。颜幸字子柳。（裴洇《集解》：“郑玄曰鲁人。”)颜高字子骄。颜祖字襄。（张守节《正义》：“鲁人。”)颜之仆字叔。（裴洇《集解》：郑玄曰鲁人。”)颜哙字子声。（裴洇《集解》：“郑玄曰鲁人。”)颜何字冉。（裴洇《集解》：“郑玄曰鲁人。”)
除颜回外，上述另外七人并没有十分详实的史料记载，今人也无从考证他们的生平事迹以及道德品行，但是颜回却是儒家的重要人物之一，成为历代推崇敬仰的淑世济人的典范。
颜回，字子渊，生于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卒于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982)，享年仅三十二岁。他十四岁拜孔子为师，在孔门中，孔子对其称赞尤多，不仅赞其“好学”，甚至以“仁人”相许。颜回敏而好学，安贫乐道，居贫寒、处陋巷，一箪食、一瓢饮。历代的文人骚客对他推崇有加，宋、明儒者好“寻孔、颜乐处”。自汉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无不封赠、尊奉颜回，尊为“复圣”，配享曲阜孔庙，有复圣颜子、宗圣。尽管朝更历代，孔门弟子座次时有升降，唯有颜回“复圣”的地位始终不变。家族中如果有这样一位“圣人”先祖，无疑是为家族的历史覆上了神圣的光环！颜回何以具有这种神圣的光环呢？孔子曾经称赞颜回说：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孔子之所以称赞颜回为“贤”，是因为颜回身上充分体现着他所力倡的“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于议”的精神，他“忧道不忧贫”，所以可以不为生存得窘境而改变自己的“志于道”的意志。正是有如此坚定的意志力，颜回才能“其心三月不违仁”，才能力行孔子“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这个坚定道德意志力的支持下，颜回才能“不迁怒，不贰过”，“无伐善，无施劳”，才能养成宋明儒者所说的“春生”气象。
正是颜回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志于道”坚强毅力，孔子把其作为推行自己大道的继承人。他由衷地称赞颜回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不管有没有推行大道的现实机缘，都不能动摇其弘道的决心。《史记·孔子世家》有一段文字更细致刻画了颜回弘道的坚定意志力。
楚王听说孔子一行在陈、蔡之间，就派人去聘请孔子。消息传到陈、蔡，两国大夫深恐孔子入楚后对己不利，便派兵拦截。孔子师徒最初不了解陈、蔡派兵的意图，为躲避军兵的袭扰，他们只好在旷野中行进，不料陷人了绝粮的境地。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兄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未吾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兑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在这段记载里，面对绝粮的生存窘境，为了坚定弟子们弘道的信念，孔子借用《诗经》一句话，来与弟子们谈心。孔子提出，我们既不是老虎也不是犀牛，为什么在旷野里徘徊？难道是因为我们提倡的道有问题吗？子路认为，主张不被别人采纳，大道不被推行，是由于自身在仁、智方面不到家。子贡则认为：主张不被采纳，是由于他们推行的道太高，世人接受不了，所以应该降低。子路质疑的是他们自身行道的能力，认为还不够强；子贡质疑的是他们推行的大道本身的品质，认为太过理想。孔子对子路、子贡的回答都不满意。因为两者都动摇了“志于道”的信念。孔子反驳说，伯夷、叔齐是仁者吧，却饿死首阳山；商纣王叔叔比干虽然是智者，但遭受剖心的命运。这说明即使是仁、智之人也无法保证大道一定在世上的推行，因为大道在世上能不能推行，还存在一个时遇问题。至于减杀道的崇高性、超越性的品质，来迎合世俗，更是缺乏担当勇气、没有远大抱负的表现。
孔子问颜回如何理解，颜回回答说：老师的所弘扬的道是崇高、伟大的，别人不接受，并不能丝毫减杀道的崇高和伟大。如果大道没有被我们修好，这是我们自身的耻辱；如果大道已经被我们完善而不被采纳，那是各国掌权者的耻辱。大道不被人家接受，自己仍坚持下去，丝毫不动摇弘道的意志，这才显出君子风范。颜回的回答，高扬了大道的崇高性和超越性品格。所以孔子听了颜回的议论，很是高兴，说：好样的，颜氏之子，如果将来你发了财，我愿替你当管家。
《孔子世家》这段材料充分彰显了颜回的一种推行大道的担当精神。如同上文所论，知识分子要想成为知识分子除了作为“社会良心”的角色所必须拥有的宗教担当精神以外，还要拥有某种知识技术专长。有了宗教担当精神才能有坚定的弘道信念，有了某种知识技术专长才能有一定的弘道能力。余英时先生指出：
正如余先生所做的分析，“士”作为“知识”人，要凭借自己的“理性”来拥有一定的知识专长。《论语》中曾记载颜回“好学”、“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能够“闻一知十”、“亦足以发”、“不贰”，等等。据《论语·卫灵公》，他曾问孔子如何治理天下，孔子指点他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就此，朱熹认为这说明颜回有着深厚的知识学养、一定的知识专长，他指出：
便如颜子，亦大段读书。其问为邦，夫子告以“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颜子平时于四代礼乐、夏小正之类，须一一曾理会来。（《朱子语类》卷四十五）
然颜子资禀极聪明，凡是涵养得来都易。如“闻一知十”，如“于吾言无所不说”，如“亦足以发”，如“问为邦”，一时将许多大事分付与他，是他大段了得。看问为邦，而孔子便以四代礼乐告之，想是所谓“夏时、商辂、周冕、韶舞”当“博我以文”之时都理会得。（《朱子语类》卷四十五）
在朱熹看来，正是颜回因为“好学”、“闻一知十”等才能“大段了得”，才能拥有对礼乐文化相当优秀的知识专长，孔子也才会“将许多大事分付于他”。相对于颜回对“四代礼乐”的“一一曾理会来”，孟子虽然不乏“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坚定的弘扬王道意志力，但缺乏足够的知识专长，比较疏略，所以颜回“终胜得孟子”。
虽然孟子被作为“士的自觉”代表，但按照朱熹解释，孟子更多是在于“仁以为己任”、“明道救世”等宗教担当精神方面的自觉，有了这种精神的自觉，可以“天降大任于斯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通古今，决然否”方面，孟子则相对不足。
根据《陋巷志》、《充州府志》等记载，从颜回到颜氏迁徙琅琊之前的世系谱序可以表示如下：
回—歆—俭—威—芃—亿—岵—卸—誉—产—异—愚—逵—肆—衷—凯—邃—仓—绰—凖—阮—亮—敫
从《家谱》的记载来看，从第一世颜回到二十三世都是单传。但是根据中国古代的传统观念（嫡长子继承制）以及当时颜氏无单独家谱记载的具体情况，以上所谓的单传应该是颜氏的嫡传比较合适，或许颜氏还有支子后裔存在，在《陋巷志·世家志》中的支子世表从26代开始才有记载，但那些无后或无官职（成就）的也不见记载。从这点来看，第一世到第二十三世也未必就是单传。
颜氏居鲁历二十三世，《陋巷志·世家志》详细记载了他们的为官情况：歆、俭为鲁大夫；从威到岵为鲁下大夫；卸为秦大夫；誉为舍人；产，项羽闻其名，聘之不受；异为汉大夫；愚为汉卿士；逵，为汉大夫；肆，汉武帝时任尚书郎，会稽都尉；衷，郡工曹，从事巩令；凯，安成太守；邃，郡上计吏；仓，州举茂才；绰为太守；凖，始仕为从事，复高尚不仕；阮，举有道为著作郎；亮为郡督陲；敫，州举茂才至御史大夫。
可见，这一时期颜氏家族成员己经逐渐走向仕途且有所作为。颜氏家族成员所任官职，大夫为9人，除此之外，有太守2人，郡上计吏1人，州举茂才2人，颜敫甚至位高至御史大夫。
需要说明的是，历代记述颜氏在这一时期仕宦情况的基本依据是《陋巷志》。颜氏家族开始无家族志，家族情况只记于阙里三氏志中。所以关于颜氏家族的记载是不完备的，除了嫡长子之外，支庶子可能就不在其记载范围之内。由此，对于这一时期颜氏家族的发展情况，典籍记载也仅限于世系和仕宦，而且在仕宦方面记载也极其简单。根据这些零星记载，我们可以窥出几个问题：
一是颜氏族人开始步入仕途，颜氏在鲁二十三代几乎都有所仕，而且第二十三代颜敫更是官位显赫，高至御史大夫。
二是作为具有儒家文化底蕴的官宦世家，还一定程度秉持着始祖颜回的“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弘道意识。譬如，颜产时，项羽闻其名，聘之不受；颜凖“始仕为从事，复高尚不仕”。
这两个方面体现出了“道”与“势”这两个因素对颜氏家族的影响。如上所论，要想将无道的乱世建成有道的治世，需要的是“得君行道”。但是能否“得君行道”？这不是士阶层本身能解决的，要靠“势”。同始祖颜回所处的春秋战国之际不同，当时的士阶层更多处于“舍之则藏”的情势。孔子虽然一生为推行大道而栖栖遑遑，但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很难有“用之则行”的现实机缘，以至于连公山弗扰、佛肸这些叛乱分子的邀请，孔子都想接受。到了战国时代，士阶层地位隆盛，各国纷纷养士，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的赫赫声势充分说明士阶层的地位，即使如此，孟子还可以“说大人则藐之”。
不过，战国时代，虽然士阶层的地位提升，但面对群雄争霸、战乱频仍的时局，士阶层体现着一种“游士”特点。““游士”这个词最早出现在《管子·小匡》篇中，书中记载：
齐桓公招游士八千，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粮，财帛足之。使出周游于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之贤士。
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
可见，“游士”是指一些即游说谋划之人士。要想游说各国国君，必须拥有一定的文化涵养、知识专长，自然非士阶层莫属。但何以天下有这么多的“游士”？这些游士之所以能够“游移不定”，自然也和礼乐崩坏、战乱不断的社会失序、失范情势分不开。随着“礼崩乐坏”、“强凌弱，众暴寡”，周初分封的贵族秩序被打乱，形成了“君不君，臣不臣”的局面，士作为一个社会等级逐步解体。不少诸侯国和卿大夫家庭的沦落，使得许多士不仅没有了“世官”之可守，甚至连家业也都零落殆尽，成为无所依归、为当时社会所不再管、只得自谋出路的游士。到了战国，虽然士阶层得到重视，但这时候的“士”并不是单单依附于哪一位君王的臣子，他们可以择主而事，自由流动。
有鉴于此，余英时这么描述“游士”，他说：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虽然颜回之后的子孙们也仕鲁，但这种仕，与颜回之前的仕鲁有着根本差异，不再是凭借血缘而世袭，而是凭借着自己的文化涵养、知识专长。颜氏家族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多的人入仕，这离不开他们由颜回所开创的文化世家的传统。
随着秦帝国的建立，天下统一，失序、失范的社会面临着重建。士阶层那种择主而事、自由游动、妄议国政的特点必须得到规范。如何规范？成了秦帝国的一大课题。
秦统一以后，士人要依附的政治力量只剩下一家——秦王朝，没有选择的可能。而且秦原本是战国七雄中文化最落后的一国，荀子游秦之后感慨秦国无儒。当时秦国范雎当政，荀子是赵人，本也深谙三晋的法治文化，但曾经长期游学于弃之稷下，精通儒业，深获东方文化之精义。面对范雎“入秦何见”的问题，荀子指出：
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虽然，则有其諰矣。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荀子·强国篇》）
荀子虽然也赞许秦国的法治，但他认为单单凭借法治，是很难长治久安的。他讽刺秦国“无儒”，是“驳而霸”。钱穆先生根据《荀子》这段材料指出：
这种法治新统是什么？显然不是儒家所提倡的“天地未丧斯文也”的“斯文”，自然也不会有那种“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历史文化意识。正如韩非所强调的：
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
借用唐君毅先生的说法，与儒家高扬人文精神、人文价值的礼治传统相比，秦王朝所推重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治新统，具有了“反人文”的倾向。何谓反人文？唐先生指出：
在这个反人文的法治新统里，把人不做为人，做为随意驱使生杀的工具。既然大帝国需要大家“安静”，那么就不能“以文乱法”、“以武犯禁”。在这种政治环境里的士人不仅没有了选择权，而且连存在的权利也受到质疑。法家为统治者所设计的理想国中，除了君王以外只需要两类人，即农夫和战士。战士可以保卫统治者和开拓疆土，农民种地织布以保证统治者与战士的衣食住行。此外之人都属于“蠹”(害虫)，均在排斥之列。这个法治新统赋予最高统治者以绝对的权力，把他们推到人间最崇高的地位上去，使他们具有决定一切的权力。
游士自由流动，妄议国政，只能影响专制统治者地位的稳定，自然属于第一个被打击的对象。秦统一中国之前，就根据法家思想对游士采取了严格的限制，甚至惩罚措施。《云梦秦简》中就有《游士律》一条：
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
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前面是针对外国到秦国游说的游士而言，说如果丢失了通行凭证(亡符)，要罚一身衣甲之钱，到年底征收。后面是针对秦本国游士而言。说秦国的游士如果出国游说，就要取消其户籍，抓到以后，如果有“上造”以上的爵位，要判劳役三年；如果是“公士”以下的爵位或无爵位，要判劳役四年。
秦统一后，所有游士都是皇帝的治下之民，他们若略有活动，大概都要处以劳役了。只要有法律，国家就可大治，“贤者”也不需要，任贤只能导致动乱。在这种势态下还要游士干什么？此时，所有士人只有老老实实“以吏为师”，从小吏做起，为朝廷服务。
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韩非子·有度》）
耳目口舌只为君主而生，没有一丝一毫的个人之“私”。这种意识形态彻底断绝了游士的生存基础。随着秦帝国这种以政治秩序取代文化秩序的专制主义政策实施，最终导致“焚书坑儒”事件。“焚书”不难理解，但秦帝国究竟怎样对待“士阶层”，“坑儒”事件可见一斑。颜师古的《汉书注》借用卫宏《古文官书》序的文字，给我们了一个大略。
秦既焚书，患苦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坑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视之。为伏机，诗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
在帝国统治者看来，儒生不过是自己游戏的一个工具，一个棋子，随意利用自己绝对无限的权力，活埋几个人算什么呢？
秦帝国的法治新统让人都无法做人了，做一个“志于道”的士更是难上加难。汉朝建立之后，因为采取了分封制，大封同姓王和异姓王，诸侯国之间有竞争，游士略显活跃。特别是惠帝之时废弃了秦之挟书律，文帝废除了诽谤妖言罪，士人感到了短暂的宽松，但是这也如人之回光返照，像战国时代的那种辉煌却永远不再。经过了文、景两代推行的“强干弱枝”政策，诸侯国大多名存实亡，不敢放胆招揽游士，士人只有为朝廷服务一条道路。
要想把这些喜欢“以古非今”，“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传统士人纳入帝国的彀中，自然需要一定的机制。除了加强对士人的思想控制这一环，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外，还给士人一条归附皇权名利之路。慢慢的游士的社会基础、思想基础都已消失了，自然就难以生存下去。在这个大一统的时代，士人已经没有了选择的权利，他们想“游”是游不起来了，只有进入仕途，为帝国服务，成为士大夫。这些士成了有了社会身份的士以外，因为他们认同的是儒家的忠孝仁义等基本价值理念，致思的是儒家的五部经典，所以可以称之为“儒士”。对于这些儒士，《汉书·儒林传》这么评价说：
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藩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谷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颜师古解释说：“言为经学者则受爵禄而获其利，所以益劝。”一旦“士”进入了“禄利之路”，能够受爵禄而获其利，那么，孔子所提倡的“志于道”之士，曾子提倡的“弘毅”之士，孟子提倡的“说大人则藐之”之士，还能有几许人？上文所提“始仕为从事，复高尚不仕”的颜产和颜凖，还能有那些战国游士的影子。
西汉中期以后，士人多出于大姓强宗。大姓强宗的子弟如果能出仕做官，累世为官的家族便成为士族，做不成官的士人也有其家族作为后盾。士族便成为士人与豪强地主的结合体。要为官的士人首先要在家族中成为合格的孝子，此时士人受到家族和国家的双重约束，像战国时期那种摆脱外在束缚、完全受自己意志支配的士人是越来越少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转折期。士族发展到达鼎盛，文人的群体觉醒与社会思想的大融合，使得儒家的正统地位受到了挑战。一方面社会越来越动荡，生存的无根感越来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另一方面大士族要想维护门庭，必须对家族士子束缚越来越大。在动荡时代里，为家族、为国家而束缚自己之思想越来越被重视个人自由自在之思想所取代。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被凸显出来，出现了一批不要假清高而要真风流的“名士”。这一时期，颜氏家族也进入了士族阶段，兴起了一支琅琊颜氏。
颜氏家族发展至二十三世颜敷时，州举茂才，后仕至御史大夫，这是颜氏在两汉时最高的官职。颜敷生二子：颜斐、颜盛。颜斐事迹见于《三国志·魏志·仓慈传》及裴松之所引《魏略》，曾任太子洗马、黄门侍郎、京兆太守等职，勤政爱民、政绩突出、被称为“良二千石”，后迁平原太守，“吏民遮道，车不得进，步步稽留，十余日乃出界”可见是一位为官清廉的良吏。颜盛事迹未见于正史，仅在《颜氏家庙碑》及《陋巷志》等方志家乘中有简略记载。
颜真卿的《颜氏家庙碑》中云：“魏有斐、盛。盛字叔台，青、徐二州刺史、关内侯，始自鲁居于琅琊临沂。”根据明代《陋巷志》的记载，颜回第二十三代孙颜敫生颜斐、颜盛。颜斐为京兆尹，生二子，俱无后，由此认为琅琊颜氏的始祖为颜盛。颜盛字叔台，任青、徐二州刺史、关内侯，任徐州刺史时，携家眷由曲阜前往琅琊临沂，开枝散叶，成就了琅琊颜氏家族。
东汉末年开始，大官僚地主依靠政治、经济特权逐渐形成大姓豪族，称为士族或者世族，又称高门。这些士族世代占据高位，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士族阶级。颜氏家族自琅琊颜氏始，开始跻身于士族阶级，成为豪门士族的一员，在社会上显有名望，整个家族开始走向繁荣兴盛。这期间，颜盛的曾孙颜含起着重要作用。
由于颜含注重实践儒家的孝悌思想，故他在当时以孝弟闻名于世，时人将其所居之地称为“孝悌里”。新编《陋巷志》中记载：“颜氏居琅琊临沂(孝梯里)历四世，约八十年，至西晋时，已成琅琊望族。故颜氏后裔，不论迁居何处，多以此为郡望，称‘琅琊颜氏’。”可见，西晋末年的颜盛的曾孙颜含在琅琊颜氏成为豪门士族的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
据《晋书·孝友传·颜含传》记载，颜含字弘都，“少有操行，以孝闻，其兄病，含乃绝弃人事，躬亲侍养，足不出户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淳行，赠以甘旨，含谢而不受。或问其故，答曰：‘病者绵昧，生理未全，既不能进啖，又未识人惠，若当谬留，岂施者之意也！’……含二亲既终，两兄继没，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课励家人，尽心奉养，每日自尝省药馔，察问息耗，必簪屡束带。医人疏方，应须髯蛇胆，而寻求备至，无由得之，含忧叹累时。……得胆，药成，嫂病即愈。由是著名”。世人视其居为“孝悌里”。颜含一生清廉，琅琊颜氏自颜含始在士族中显有地位，“东宫初建，含以儒素笃行补太子中庶子、迁黄门侍郎、本州大中正，历散骑常侍、大司农。豫讨苏竣功，封西平县侯”。
颜含对父母之“孝”，对兄嫂之“悌”，对国家之“忠”，为官之“清廉”，成为历代传诵的典范。《颜氏家训·止足》中提到的“先祖靖侯戒子侄”中的“靖侯”，便是这位先祖了。
颜含先后任东海王司马越的参军、阎阳令等职，琅娜王司马睿初到下邳时，又调他为参军。不久，司马睿移镇建康，颜含率族人随之渡江。渡江后居建康之长干里(今属南京市)，此后担任一系列要职，并封侯爵。颜氏是当时随司马睿渡江的一百余家大族之一，因之颇得司马睿集团的信用。颜氏在江南地区经历了七代，达二百五十年之久。先后经历了东晋门阀制度的兴盛时期及宋、齐、梁、陈南朝门阀制度的衰落时期。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颜含、颜髦、颜邵、颜延之、颜峻、颜师伯、颜腾之、颜见远、颜协等人，颜之仪、颜之推的前期也作为渡江士族活动于南朝。从出仕情况来看，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颜氏出仕者有42人，其中五品以上官有35人。这比之士族的一流高门王氏、谢氏来说自然有明显差距，但在渡江的百家士族中仍应算作出仕人数较多的。因为渡江的士族情况各不相同，并不是每家士族都能进入或靠近统治阶级，有些时运不济者，甚至不能出仕，再加上东晋南朝的各种变故，特别是公元584年发生的侯景之乱，对渡江士族的打击更大，正如颜之推《观我生赋》所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所以像颜氏这样，虽然未得跻入一流高门，但仍算是比较幸运的。
《颜氏家训》是颜之推晚年的作品，全书分七卷，共二十篇，是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育教科书，也是作者关于立身、治家、处事、为学的经验总结，在传统中国家庭教育史上影响深远，被誉为“家教规范”。颜氏家族的家教可谓源远流长，东晋时的颜含即留下遗训，名曰“靖侯成规”：“汝家书生门户，世无富贵，自今仕宦不可过二千石，婚姻勿家。”之后，有刘宋的颜延之作《庭浩》对子孙后代的立志、修身、为人、处世等叮嘱周至，颇为详瞻。《颜氏家训》是对颜氏先人及社历代关于家训的经验的总结，被后世作为家训的开山之作，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的影响。
颜之推认为吴质仗势横行而触怒乡里；曹植傲慢而触犯法纪；杜笃向人借贷而不知满足；路粹心胸太过狭隘；陈琳粗略疏忽；繁钦不知检点；刘桢性情倔强；王粲轻率急躁；孔融、祢衡狂放傲慢，因此被杀；杨修、丁廙煽动生事，自取灭亡；阮籍不守礼法败坏风俗；嵇康盛气凌人而不得善终；傅玄负气争吵而免官；孙楚自高自大而得罪上司；陆机作乱而冒险；潘岳侥幸取利而自致危机。
总之，对于魏晋名士的风流萧散、不拘礼节，颜之推认为是不可取的，并且列举了如此之多的魏晋名士因轻薄放荡而自毁前程、自取灭亡的事例，为的是告诫子孙不能忽视士大夫操守，要以儒家的名教纲常要求自己。
除了批评魏晋名士以外，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还对南北朝门阀士族的颓败风气进行了强烈的批判。指出：
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当尔之时，亦快士也。及离乱之后，朝市迁革，铨衡选举，非复曩者之亲；当路秉权，不见昔时之党。求诸身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被褐而丧珠，失皮而露质，兀若枯木，泊若穷流，鹿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当尔之时，诚驽材也。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颜氏家训·勉学》）
在颜之推看来，士族子弟不学无术，依靠门阀入仕，平时养尊处优，粉饰外表，望若神仙，一旦社会动乱，立即陷入了穷途陌路的狼狈情形，结果颠沛流离，转死荒野。颜之推把士大夫及其子弟不学无术，腐化堕落的形象刻画的淋漓尽致，认为这些等待士大夫们的只有自取灭亡。
当然，颜之推不仅批判了当时社会存在的不良士风学风，而且对一些优秀的士大夫风尚进行提倡与褒扬。《治家》篇中列举了齐朝房文烈、南朝裴子野待人、治家宽厚仁慈，为世人所称颂的事迹。《风操》篇中对当时的一些士大夫严格恪守孝、避讳、称谓等士大夫礼仪风尚给予褒扬，以此来教育子孙士大夫讲究风度节操的必要性。
在对这些不良士风的批判和褒扬中，值得注意的是，《颜氏家训》虽强调文化优势对士族家风很大，但并没有孤立地强调文化优势，而是指出士族的文化优势只有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才能真正成为生存的优势。
一方面提倡以文取仕。颜之推有着重文轻武的倾向，他说：
颜氏之先，本乎邹、鲁，或分入齐，世以儒雅为业，遍在书记。仲尼门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颜氏居八人焉。秦、汉、魏、晋，下逮齐、梁，未有用兵以取达者。春秋世，颜高、颜鸣、颜息、颜羽之徒，皆一斗夫耳。齐有颜涿聚，赵有颜冣，汉末有颜良，宋有颜延之，并处将军之任，竟以颠覆。汉郎颜驷，自称好武，更无事迹。颜忠以党楚王受诛，颜俊以据武威见杀，得姓已来，无清操者，唯此二人，皆罹祸败。顷世乱离，衣冠之士，虽无身手，或聚徒众，违弃素业，徼幸战功。吾既羸薄，仰惟前代，故寘心于此，子孙志之。孔子力翘门关，不以力闻，此圣证也。（《颜氏家训·戒兵》）
这里，颜之推从颜氏的祖先讲起，列举了颜氏家族中因从武而取祸的例子，认为世习儒雅，恪守士大夫之风才可以保全门户。又以“先秦游士”孔子“不以力闻”作为圣证，表达了鲜明的重文轻武的倾向。同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再三的劝人读书，希望子孙可以“以文取仕”，不要像“今世士大夫，但不读书，即称武夫儿，乃饭囊酒瓮也”。从颜氏家族的历史看，颜氏子孙确实恪守着祖先的遗训，大多都以文进仕，涌现了诸多为后世所敬仰的鸿儒。
另一方面提倡务实切用的学风。颜之推指出；
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颜氏家训·涉务》）
这里，颜之推认为士大夫处身立世，贵在能够做一些有益于人的事，不能光是高谈阔论，无事研习琴书，虚耗君主给他俸禄官位。同时，颜之推也批评了那些整日高谈阔论，“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于家于国毫无用处的南朝士族子弟；认为不论哪一种事务，只要能做到精通的地步，就能既有益于国家，又有益于自身。颜之推还要求子孙们广泛接触实际，了解民生艰苦，这不仅切中时弊，而且也有助于子孙成为称职的官员。
颜之推崇尚务实切用的士大夫风尚，与颜氏家族所提倡的“德艺厚周”的家族文化是分不开的。颜氏家族始祖颜回就是“德艺周厚”代表，成为孔子最喜爱的弟子，也为世人树立了榜样，颜氏子孙遵循着颜回遗风，形成了好学务实的家风。
以上从历史的识度探讨了“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的颜氏家族文化里面的中国传统士文化的色彩，颜氏家族的“德艺周厚”的家族文化同中国士人的双重性，即坚定的弘道精神与特定的知识专长相应。这一相应，成就了颜氏家族文化的独特家风与家学。
家风是延续数代以上的家族理想、信念的外化。颜氏家族秉承一世祖颜回的德行科之首的家风，重视建设一种以德为本的家风，颜含的孝悌之行也就是这一家风的深切体现。具体说来：
长期以来，孝悌被视为儒家道德的根本。《论语·学而》就提出：“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将家族里的孝悌原则推而广之，运用于国家社稷就是忠君爱国。在颜氏家族中，忠君孝悌成为家族门风的一个显著特征。颜氏代表人物多表现出忠君与孝悌之行，这种以忠事国、以孝持家的行为，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维护了颜氏家族门户之地位。
东晋时期，据《晋书·颜含传》，颜含“少有操行，以孝闻”，他笃行儒家孝悌，善事寡嫂，并以孝道教育儿子，对儒家重视实际和重民思想亦有所弘扬。颜含曾侍奉卧病在床的哥哥十三年如一日，以孝悌闻名乡里，世人因而称其所居之地为“孝悌里”。颜含等人的所作所为，符合当时“以孝治天下”的社会标准，从而为家族的发展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梁朝时期，门阀社会的士族往往为了家族利益而背弃忠义道德。而颜见远博学有才行，可谓忠烈之风不改。《南史·颜协传》云，他不满于梁武帝篡齐，“……乃不食，发愤数日而卒”，《周书·颜之仪传》说“当世嘉其忠烈，咸称叹之”。其孙颜之仪立朝以“谅直无私”见称，据《北史·颜之推传》载，“之仪犯颜骤谏，虽不见纳，终亦不止”，“(周)宣帝崩，刘、郑译等矫遗诏，以隋文帝为丞相，辅少主。之仪知非帝旨，拒而弗从。”隋文帝索要符玺，颜之仪正色回答：“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后被隋文帝誉为“见危授命，临大辑而不可夺”。颜氏这两位人物，为了忠义道德，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这种忠义之行，得到了社会和帝王的好评，从而推动了家族的顺利发展。
作为颜氏家族发展中上的关键人物，在忠君孝悌上，颜之推非常强调尊长的表率作用。他在《颜氏家训·治家》中说：“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而子不孝，兄不友而弟不恭，夫不义而妇不顺矣。”这一家风对后世影响深远。
除了忠君孝悌以外，强调道德修养，以清廉传家是颜氏家族文化的又一特色。颜氏一世祖颜回就过着清廉的生活，《论语·雍也》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自幼生活清苦，却能安贫乐道，不慕富贵，追求着儒家的大道，为颜氏子弟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从颜含开始，颜氏子弟祖传家业，世代为官。尽管当时世族弟子生活腐败奢糜，颜氏子弟却始终坚守祖传遗风，淡泊名利、勤俭持家。这又成了颜氏家族的美好家风。三国魏时，颜斐官至京兆太守，裴松之《魏略》载：
至青龙中，司马宣王在长安立军市，而军中吏士多侵侮县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发怒召军市候，便于斐前杖一百。时长安典农与斐共坐，以为斐宜谢，乃私推筑斐。斐不肯谢，良久乃曰：“斐意观明公受分陕之任，乃欲一齐众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典农窃见推筑，欲令斐谢；假令斐谢，是更为不得明公意也”。宣王遂严持吏士。
从上述材料可看出，颜斐一身正气，为人清白，不畏权贵，这是淡泊名利的表现。
齐朝时期，颜延之少时孤贫，居室巷甚陋，年三十未婚，毫不介怀，其妹夫是当时官贵刘穆之的儿子，穆之闻其美名，有意让他出来做官，被他拒绝。刘裕推翻东晋，建立刘宋王朝，颜延之补为太子舍人。刘裕死后，颜延之因对当时的政治极度不满，罢官还家，屏居里巷，不问世事七年。他箪食瓢饮，自得其乐。
梁朝时期，颜之推面对竞相奢华的社会习气，也提出：
然则可俭而不可吝已。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今有施则奢，俭则吝；如能施而不奢，俭而不吝，可矣。（《颜氏家训·养生》）
在他看来，节俭减省，是合乎礼数的做法，而一味吝啬，对贫穷的人也不周济，就不当了。认为人们一施舍就侈奢，而一节俭又陷入吝啬，都是治家之病法。在婚姻上，他恪守颜含公的“靖侯成规”，反对锱铢必较的市井婚姻，也反对贪荣谋利、终致羞耻的强撑门面的婚姻。
这两位史学大家一位阐明了家学是学业的因袭即学业的传承，根据这种看法，只演习了一代的学问而未能传之后代，还不能叫家学；另一位则阐明了家学的范围，这就是应包括经学、文学、史学等内容而并非专指一种。
如前所引，在《颜氏家训·诫兵》篇中，颜之推认为：“颜氏之先，本乎邹鲁，或分入齐，世以儒雅为业，徧在书记。仲尼门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颜氏居八人焉。”可见颜氏家族“世以儒雅为业”，名扬儒林。何为“儒雅”？一则学问渊博，二则风度温文尔雅。孔子七十二名高徒中，颜姓占八人。被奉为一世祖的颜回，是孔子著名弟子。他安贫乐道、勤奋好学，被后世尊为“复圣”，是颜氏这一家风、家学的奠基者。
颜回以下，颜氏子弟谨守儒家之道，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研习经史及文字训诂、音韵之学，多以名德、学业、著述、文翰留名青史。魏晋时期，在思想领域中，汉代经学一统局面被打破，玄、儒、佛、道各种思潮竞相发展，但颜氏家族仍然儒雅传家。具体说来：
颜氏家族历代秉承其先祖复圣颜回精神，发扬其先祖所开创的优良家族文化传统。琅琊颜氏是魏晋时期少数几个没有习染玄风而保持传统经学的高门之一。《北齐书·颜之推传》称，颜氏家族“世善《周官》、《左氏》之学”。“世善”一词就足以反映出颜氏家学传承的连续性；他们研习的内容是《周官》、《左氏》之学。可以说，颜回以下，颜氏子弟谨守儒家之道，研习经史及文字训诂、音韵之学，多以名德、学业、著述、文翰留名青史。
三国魏时颜盛以儒学传家，重视子弟教育，形成了良好的家风、家学。其子颜钦精通《韩诗》、《礼》、《易》、《尚书》，“多所通说，学者宗之”（颜真卿《晋侍中右光禄大夫本州大中正西平靖侯颜公大宗碑铭》）。颜钦之子颜含“以儒为行”（《北史·颜含传》），随司马睿南渡后，以“儒素笃行”被选为太子中庶子，迁黄门侍郎、本州大中正。颜盛祖孙三人前后相继，恪守儒家之道，为家族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齐朝时期，颜延之“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类冠绝当时”（《南史·颜延之传》），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据《南史·颜延之传》载：
雁门周续之隐庐山，儒学着称。永初中，征诣都下，开馆以之。武帝亲幸，朝彦毕至，延之宫官列卑，引升上席。上使问续之三义，续之雅仗辞辩，延之每以简要，连挫续之。上又使还自敷释，言约理畅，莫不称善。
以儒学著称的周续之都再三被挫败，可见，颜延之学问渊博、机警善辩。罢官在家期间，颜延之又作《庭诰》，对儒家的伦理、政治、哲学观点多所阐发，许多观点在《颜氏家训》中得到重新体现和延伸，对颜氏子弟影响颇深。
梁朝时期，这一家风、家学继续得到发扬光大。《南史·文学传》称颜见远“博学有志行”，《颜含大宗碑》云其“方正不合于俗”。其子颜协博涉群书，以儒家思想教育子弟。颜协子颜之仪、颜之推皆善儒学。《周书·颜之仪传》称，颜之仪“三岁能读《孝经》，及长，博涉群书，好为词赋”；《北齐书·颜之推传》称，颜之推“早传家业……虚谈非其所好，还习《礼》、《传》，博览群书，无不该洽。词情典丽，甚为西府所称”，“博识有才辩，工尺牍，应对闲明”。
在政权兴替频仍的六朝时期，世家大族随着政权更替而沉浮不定时，颜氏家族却能迅速崛起，究其原因，真正维持家族门第逐步兴盛乃至流芳千古的因素，是家族的文化底蕴、品德修养。颜氏后人颜之推曾经说过：
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颜氏家训·勉学》）
可见，一个家族文化的传承，关系到一个家族的知识水平、修养程度如何，更关系到家族的精神风貌及家族的兴衰，颜氏家族在江南时期是历代居官的官宦世家，更是一个以儒学传家的文化家族。在动荡不安时代里，颜氏子弟正因为以儒雅著称，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受当局者重用，从而一代又一代地推动着家族向前发展。
颜氏家学第二个指标是，他们的“博学于文”的范围并不仅仅限于儒家经学的学习。他们学习的内容不仅仅限于经学，而是同史学、文学、书艺等兼容并蓄。在“德艺周厚”的理念指导下，颜氏家族作为一个有着深厚儒学修养的文化士族：一方面儒家经学所构建的价值理想和生活样法深深根植于家族文化的血脉之中，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另一方面颜氏子弟博物多通，多才多艺，在音乐、绘画、围棋，尤其是文学与书法等方面，产生了一批精英。
梁朝时期，颜氏子弟大多因能文得到赏识。颜见远好为词赋，他的《荆州颂》深受梁元帝赞赏；颜之推才华横溢，是一位杰出的学问家、诗人，有文三十卷、《颜氏家训》二十篇、《集灵记》二十卷、《证俗音字》五卷、《训俗文字略》一卷、《还魂志》、《观我生赋》等。《颜氏家训》被后世奉为“治家之圭臬，处世之轨范”，有“卷卷药石，言言龟鉴”之称。其弟颜之仪“博涉群书，好为词赋，尝献《神州颂》，辞致雅赡。帝手敕曰：‘枚乘二叶，俱得游梁；应贞两世，并称文学。我求才子，鲠慰良深。’”（《周史·颜之仪传》）
颜氏家族还是一个书法世家。陈思《书小史》称南朝宋时的颜延之善书翰，其子东扬州刺史颜竣得其笔法，工行书。颜腾之为真卿十世祖，《颜氏家庙碑》称其“善草隶书，有风格”，受到书法理论家梁武帝的称赞。其子颜炳之亦以能书称。颜炳之孙颜协，《南史》本传称其工草隶飞白，荆楚一带的碑碣多由其书丹。颜之推，博识有才，尤工书，有《急就章注》和《笔墨法》各一卷行于世。
他们传承的文化，并不仅仅限于儒家文化，而是儒释道三家兼容并蓄的文化。这一点在《颜氏家训·归心》篇里体现的最为明显。《归心篇》开篇即云：“三世之事，信而有微，家世归心，勿轻慢也。”
就是这样一个“家世归心”的颜氏家族，在佛教方面已有经验积累。慢慢的在他们意识里儒佛早己成为一体，互相补充。颜之推承袭家世的佛教渊源，从理论高度总结了儒佛两家文化，认为：
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极为异，深浅不同。内典初门，设五种之禁，与外书仁义五常符同。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颜氏家训·归心篇》）
在他这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与佛家不杀、不盗、不邪、不酒、不妄相对应，佛教的戒杀是儒家仁者的“自然用心”，体现了儒佛两家文化的一致性。
虽然在盛谈《庄》、《老》的时代里，颜氏家族更偏好的是儒家经典，然在倾心力作《颜氏家训》一书中却有很多地方表现出与《老》、《庄》之言的一致性。但道家文化尤其是养生文化的影响还是比较显著的。
养生，历来受到古人的重视，但儒家对生命的态度基本落脚于“杀生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实践上，而道家则提出了“惜生”、“长生”、“贵生”等一系列主张，比较重视内在的人格修养和外在身体安全。以老庄思想为哲学基础，长生成仙为最高理想的道教理论。颜之推在《家训》里专门撰写了养生思想，他的养生思想很难避免道家、道教的影响。他在《养生篇》中赞扬道教“若其爱养神明，调护气息，慎节起卧，均适含暄，禁忌食饮，将饵药物，遂其所察，不为夭折者，吾无间然”，还写到“见《抱朴子》牢齿之法，早朝叩齿二百下为良；行之数日，即便平愈，今恒持之”，“凡欲饵药，陶隐居《大清方》中总录甚备，但须精审，不可轻脱”。葛洪的《抱朴子》、陶弘景的《大清方》都是宣扬以服药而长生的道教书籍，从颜之推自己的持之以恒到告诫子孙对待《大清方》的谨慎，可见他很清晰地认识了道教中葛、陶的养生之道。他还提出：
夫养生者先须虑祸，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单豹养于内而丧外，张毅养于外而丧内，前贤所戒也。
这里单豹和张毅的典故源于《庄子·达生》篇。可见他的养生思想受道家影响。然而，他在《养生篇》中又提到：
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险畏之途，干祸难之事，贪欲以伤生，谗惠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
这就是说，君子在祸难、危险和谗蕙面前对生命有所怜惜，在诚孝、仁义和国家面前对生死则无所顾虑，字里行间尽显儒家“杀身成仁”的立场。由此可见，他的养生思想也是兼容儒道。
从以上可知，颜氏家族以儒雅为业，但文化上以儒主体，兼采佛老；学术上以经学为主体，兼容文学、书艺。这使颜氏家族的家风、家学具有丰富的包容性，所以，在文化多元、政局动荡的六朝时代，颜氏家族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始终能得到稳定发展，且流风余韵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
由前面论述可以看出，中国的士文化作为一种精英文化，其中这一精英文化的承担者“士人”经历了一个从游士、士大夫再到士族的发展，士人共同体也有着一个从以“志于道”为目标来凝聚到以血缘为纽带而维系的转换，颜氏家族作为一个士族共同体就是以血缘为纽带而维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士族共同体就和士人共同体绝对对立的，实际上，士族共同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也还是认同“士志于道”的价值取向。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种引领和范导士族共同体的家族文化，同样也可以引领和范导士人共同体的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