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历代名家都对（伤寒论》推崇备至，历代经得起检验的汤液家多精研此书。《伤寒论》所载之方剂名为经方。张仲景是汉代以前的经方的总结者和发扬者。
何为“经”？在我们的文化里，不是随便一本书都可以称为“经”的，唯有通天之学方可谓之“经”，比如佛经是经，《道德经》是经，《易经》是经，简言之都是揭示这个世界最本质规律的。先秦以后，只有两部书称为经：《六祖坛经》和《茶经》。可见这个“经”字之分量。在中医的方剂前面加个“经”字，亦可见经方之分量。现在一提经方，自然就会和元明清的医学相背驰，一背驰就会说否定我们这几百年的医学成果。几百年，相对于漫长的中医历史太短暂了。中国文化成熟得早，易理象数也好，文化哲学也好，青铜器也好，玉器也好，最高成就都是在春秋战国之前，到汉代已经在衰落了。何况近几百年的中医理论主要来自于文人的著作，空谈多过实证，诡辩多过大道，且大多是文人为了博名故意另辟蹊径的东西，立言立派的效果是达到了，医学却变混乱了。
张仲景之所以是医圣，首先是他参悟和发扬了伊尹《汤液》，发扬了汉代之前的古经方，然后在纷乱的辨证体系当中确立了最适合汤液学的六经辨证体系，用来指导运用经方。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经方不为复古，更不为疑今，只为在杂说蜂起之世，追本溯源的发扬真正的古中医，但求真耳。
对于经方，自古有这样的说法，说只要使用得当，就能有“覆杯而愈”的效果。所谓“覆杯而愈”，就是说喝完药，把杯子洗了扣在桌上，病就好了。这个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以大量经方家的临证实证来看，此言是不虚的。如果辨证准确，外感病常态只需要半剂药，上午吃下午好，晚上吃早上好很正常，该退烧的会退烧，该止泻的会止泻。慢性病的也是几剂药就会有明显效果，甚至是几剂药治愈的也有很多。绝对不是现在所说的中药慢。
历代能够参透这本书的寥寥无几，原因是张仲景在这本书里没有系统地讲述他的医学理论。这就好比一本武功秘籍，只有招数，没有详尽系统的内功心法。加之又是一本残书，经过历代流传还有错简，以及后人加上去的一些自相矛盾的东西，所以历代能真正学通这本书的人是少之又少，很多人只能高山仰止。
现今对《伤寒论》的研究，大部分只停留在依葫芦画瓢的阶段。在临证上，只要能够与书中的方证对应上，就能有好的治疗效果。书中没有提及的，或者那些似是而非的症状，分析起来就有困难了，选方就没有把握，自己组方效果又不理想。（伤寒杂病论）写于竹简时代，行文方式是极简的，不过寥寥几万字，而疾病的反应又千变万化，哪能够一一对应？
胡希恕先生，大家都很熟悉了，是一个很好的经方名家，他推崇方证对应。实际上，张仲景教的是加减变化之道，比方说他用桂枝汤变化出二三十个方子来灵活治疗人体各种各样的情况。胡希恕当然明白这个，他之所以不提倡加减变化，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弄清楚组方后面的原理。
张仲景所传承的经方医学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是如何思考人体的？组方用药的原理为何？这些药物又是怎样在人体当中起作用的？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真正地学到“仲景之法”，而不只在临“仲景之方”，才能像张仲景一样用简单的几十味药物因证组方，以一驭万，而效如桴鼓。现在我们就来逐一破解这些问题。
经方的思想属于道家想想的范畴，这是毋用置疑的。我们知道，中国的文化在汉代之前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导的，汉初以后才转为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张仲景传承的是古经方，他和道家的联系自然不言而喻。
要用道家思想来理解（伤寒杂病论》，那就先要讲两个本体上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人类到底有没有治病的药？
答案是人类目前少有治病的药。为什么？打个比方，我们造了一台电脑，造了一台洗衣机，我们可以修电脑，可以修洗衣机。而我们人呢？人是造物主造的，是上帝造的最精密的仪器，是被造物。从哲学上来讲，我们水远修不了自己，除非我们有和上帝同等的智慧，就好像一台洗衣机永远不可能修它自己一样。
既然说我们修不了自已，那医疗又是什么？先从西医说起。西医领域一直在致力于研究治病的药，那西医领域到底有没有治病的药呢？先说感冒，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抗生素不是感冒的特效药。在国外门诊，大夫是没有权利随便开抗生素的，若开了，他可能会面临吊销执照的处罚。那问题就来了，既然抗生素不是感冒的特效药，那感冒的特效药又在哪里？西医界的答案是没有。如果感冒都没有特效药，那别的病呢？自然更没有特效药了。比方说糖尿病、高血压，我们都知道，终生服药。这些药是控制血压，控制血糖，但不能治愈。不但治不好还伤肝肾，因为服用这些药物引起肝肾在衰竭的患者现在很多。如果病严重了就手术，把坏掉的器官切割或置换。然后就是排异反应，因为不是原装器官人体不完全接受。这种治疗追求的是五年存活期，如果能存活五年就算治愈。
那中医领域有没有能治病的药？一样没有。
能够对抗疾病的只有人体自身的免疫力。因为我们人体的免疫基因链能对付已知的几乎一切疾病。比方说艾滋病，人体免疫力正常的能抵抗艾滋病十到二十年不发病。个别免疫力极强的终生不发病。癌症、非典之类的自愈的就更多了。既然人体免疫力这么强大，为什么还会生病？是因为我们的免疫力受到了抑制。真正的古中医是反对用药去治病的，而是着眼于恢复人体秩序，打开让免疫力受到抑制的这把锁，然后让免疫力自己去治病。也可以理解为药物是帮人体排病的，而不是自己去治病。人体为天之道场，顺应人体之作为，便为顺其自然，这是道家的想想，真正能“覆杯而愈”的只能是人体自己，而非药物。
第二个问题：古中医和后世中医的区别是什么？
古中医帮人体排病，言证不言病，证为自体如何排病之证据，顺势而为，顺水推舟，不逾越人体去妄自作为：后世中医以为药能治病，总以某方某药治某病某症来论治，常常越俎代庖，越过人体自身之作为。
区分古中医和后世中医应以汉代为界。
先说后世中医。后世中医是以药治病治症的。病好理解，什么是症呢？
比方说后世中医经常说的脾虚肾虚痰湿瘀血就是症。
再如治肿瘤类疾病，现在的医师动不动一张大方子，几十味活血化瘀攻坚散结的药，如果人体大秩序没有恢复，人体自己就不散结，仅用这些药也不会有太好的效果。
《伤寒杂病论》的治病思想是道家的，所谓“无为而无不为”，就是不妄自作为，不干预天和，不代人体去治病，而是先弄清楚人体在如何排病，为什么排不了？然后致力于平衡能量，恢复通道，从而让人体能自己去治病，有什么力量大得过人体本身，药物若顺水推舟，自然无往而不利，四两拨千斤；若自行其是，则寸步难行。
既然药物不能治病治症，那药物学上所说的补肺补脾发汗通便又怎么理解？其实这些说法也都是不准确的。举例说明，我们常说桂枝是发汗的，学过《伤寒伦》的都知道，桂枝也可以用来止汗。白术这味药，后世说它能健脾止泻。北京有个大夫，专用白术治便秘，成了他的独门绝技了。到底桂枝是发汗还是止汗？白术是通便还是止泻？其实这都是后世医家的说法。通便止泻哪能是药物能够做到的，这是人体自身无数条神经配合而形成的一个指令，药物本身不能够代替人体来行使这个指令。药物无非平衡人体阴阳，帮助人体驱走病邪，然后由人体自已来下这个指令。比如桂枝，它只是把阳气送到肌肉组织，表的阳气够了，病邪排出去了，人体则会复其常，该出汗会出汗，该止汗也会止汗；白术是气化中焦的，中焦气化，津液得以运行，该止泻会止泻，该通便会通便。
学过经方的都如道，经方来来去去就是那么三四十味药，（伤寒论》里主要的方子也就那么几个，无非加减变化而已，却能治人体一切的疾病。人体的疾病何止千万，为什么经方能以不变应万变，说明经方不是治病的，而是用来治理人体的，人体排病的方式就那么几种，所谓大道至简就是这个意思。人体排病途径通畅了，自己就能治病了，何用药物代劳？
《伤寒杂病论》的理论当源于黄老之学，也来自当时比较正统的道家思想。其实传统中国文化的理论皆自“道”而来，诸子百家也都宗道。道为何，宇宙自然之规律。百家学说无非是由道及术的分支，后来大道既衰，道才成了专门的一家，谓之道家。《伤寒杂病论》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虽为道家医学，却与道教不一样，其中并无巫医祝由禁咒之内容，而是直取大道，更近老庄之观念。历代将各种纷纭的学说附会入《伤寒杂病论》的很多，其中的道家思想却少有人去探寻。讲道家医学就要讲无为，讲顺应天然，医家不可妄自作为，不妄自作为才能无为而无不为。医学自仲景之后，整体趋势是越来越有为，越来越喜欢滥用药物对抗疾病。结果大家也看到了，中医汤液学相比仲景时代在落得太厉害了。两千年来，我们非但没有让中医有所寸进，反倒中医治病从覆杯而愈，一剂而解，沦落到中医不治病，中医治病慢，中医只能调理的境地。
仲景之术和后世医学还有一个区别：其术虽本源于道，却不空谈大道，而是抓住人体运行规律这个根本，将道转化为具体对人体运行规律的认知。这种大道至简，直取核心的立场，才是真正的高见地。后世的医家往往喜欢谈玄说道，细推敲起来里面未必有道，临证用药甚至背离实实在在的人体规律，其分歧繁复更是千门万户观之不尽。本书的主旨不在空谈医理中的道，而是严守仲景的语境，不杂不染，不枝不蔓，让习之者能回归本真，破解仲景的方法和组方用药的规律，以应之于临证提高治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