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岁的王世军静静地躺在病房里，不哭也不笑。3年前，一次偶然的医疗事故，把仅仅受了皮外伤的他变成了“植物人”。
“儿子，你喊爸爸呀！”69岁的王大爷一边颤抖着背起儿子，一边喃喃自语。
鬓角斑白的两位老人，用尽全身的力气，一点儿一点儿地将80公斤重的王世军挪到轮椅上，然后推到康复室，费力地抬上“起立平台”。因为儿子站不住，老人必须用许多绳子，将儿子的各个部位固定到平台上。陪着王世军“站”够半个小时，老人再把儿子放下来，挪回病房。
这是王世军一家3年来每天必做的项目之一，也是几乎每一位住在黑龙江省康复医院“植物状态脑复苏中心”的病人每天要做的“功课”。此外，他们还要接受声、光、电、磁刺激和高压氧舱等各种治疗。
20多个“植物人”聚集在这座位于哈尔滨太阳岛的二层小楼里。从1991年成立至今，已有超过300位“植物人”在这里接受促醒治疗。他们当中，有中央电视台漂亮的军事节目主持人，有刚踏出大学校门不久的中学英语教师，有富甲一方的“大老板”，也有还没到上学年龄的孩子……
他们在这里，漫长地沉睡着或刚刚从沉睡中醒来。
别叫他们“植物人”
中心主任王德生只有30多岁，但与“植物人”打交道的历史已有11年。
一见面，他就不客气地纠正记者的错误：“医学上并没有‘植物人’这个名词，媒体上常常这么叫，容易造成误解。”
他告诉记者，人们常说的“植物人”在医学上称为“植物状态”，主要表现为对自身和外界的认知功能完全丧失。他们能睡着，也能自然醒来；他们能睁眼、眨眼，眼球可以随眼前的物体或者周围的声响轻微地转动；他们还会流泪或露出笑容，但这一切都是无意识的。
“这样的状态持续一个月以上，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植物人”。”王德生说，各国对“植物人”的判断标准不同，美国主张为1个月，日本则以3个月为分界线。
楼道的墙壁上挂着几块彩色展板，介绍关于“植物人”的一些基本知识：造成“植物人”的常见原因，有脑外伤、脑血管疾病、一氧化碳中毒等；在医学上，“植物人”的发病机理尚不明晰，通常认为是脑干网状结构、丘脑及大脑皮层的不完全损害造成的。
“脑干网状结构相当于电灯的开关，它是人体感觉系统的第一道关卡，因此一个人是睡还是醒主要由它决定。”王德生解释。
人类大脑活动有低级和高级之分。“植物人”的大脑只保留了最基本的生命活动区域，也就是说只有低级中枢还活着，他们只有最基本的呼吸、排尿、排便等功能，对于平常人来说最简单的吃饭，“植物人”都不能完成。人在吃饭时，需要骨骼肌和大脑皮层细胞配合工作，“植物人”恰恰丧失了这些功能。至于说话、按指令做动作等等，“植物人”就更不能完成了。
可王大爷偏偏不信。他觉得，自己的儿子虽然大小便不能自控，但他会喊“爸爸”、“妈妈”。王德生认为，那只是无意识的发音罢了。
实际上，要想确定病人是不是处于植物状态，需要借助于专业判断，比如医生常常通过问病人问题，对病人发出指令，或者向病人展示图片、物品等，以观察病人的反应。如果病人对外界刺激有反应，医生还要多次重复这些刺激，以证明病人的反应并不是碰巧发生。
王德生说，对“植物人”的另一种误解在于把它与脑死亡混为一谈。有调查表明，我国60%的公众认为“植物人”与脑死亡是一码事。
王德生介绍，脑死亡包括脑干在内的全脑死亡，脑死亡的人没有自主的呼吸和心跳，而植物状态下脑干还具有功能，只要有充足的营养输入体内，机体就能消化吸收，尽管机体已经没有意识、知觉、思维。最直观的判断是，脑电图在脑死亡时呈一条直线，植物状态则可出现一些杂散的波形。
因此，脑死亡即可宣布病人死亡，但“植物人”的的确确是活着的。
有资料表明，中国目前大约有10万名“植物人”。
“植物人”能被唤醒吗
“娜娜，告诉妈妈这是几？”
“1。”姚丽娜虚弱地说，虽然发音不清，但仍然可以依稀听到。26岁的姚丽娜，是黑龙江省肇东市的一名英语老师，突然的交通事故让她成为“植物人”。令人惊喜的是，两个月后，她醒了。
各国对治疗“植物人”的态度有所不同。美国在治疗上不甚积极，最多只采用一些维持生命的措施和家人经常性的床边呼唤。日本相对比较积极，详细制定了每日每时护理，开展了深部脑刺激等多种方法。
王德生介绍，我国近年在针对“植物人”的治疗上采用了较国外更多的方法，如小脑顶核电刺激、高颈髓电刺激、周围神经电刺激；声、光、电、磁刺激；高压氧、体外反搏、中西药、针刺、按摩等。
“但这些方法仍处在探索阶段，国际上至今还没有一种明确有效的治疗方法出台，所以每位‘植物人’的醒来都是一种奇迹。”
一般认为，神经细胞在发育成熟后不能繁殖、再生，让“植物人”复苏并非易事。王德生认为，中枢神经系统的再生和修复虽然存在着很多困难，但
是功能上某种程度的恢复并不是不可能的。病程越短，恢复的可能性越大。多数“植物人”在半年之内醒来，超过一年的“植物人”被唤醒的可能就非常渺茫了。
“常常有媒体报道，有‘植物人’在失去意识几年甚至十几年后突然苏醒，这怎么解释呢？”记者问。
“类似的报道的确很多，其中可能确实有个别属于发生了奇迹，但绝大部分都是不准确的。那种在多年之后醒来的，往往不是真正的‘植物人’，而是闭锁综合症患者或最小意识状态患者。”王德生解释，“这两种病人从表面看与‘植物人’非常相似。实际上，患闭锁综合症的患者虽然不能说话、不能吞咽、不能活动，其实存在意识。最小意识状态的病人比‘植物人’病情稍轻，恢复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大。”
一个经常被提出的问题是，如何证明一个“植物人”不是自然苏醒，而是被以科学的手段“促醒”的？这二者之间有多大的差异？
王德生坦言，国内尚无针对促醒率的动物实验和严格的临床对比研究，差异到底有多大，目前无法判断。
“针”救植物人
据报道，该中心主任李云琴运用中医针灸、胸压、按摩的方法，在实践中总结出一套“刺动促醒法”，对“植物人”的促醒率高达61.36%。
如此高的促醒率，让很多患者家属心存疑虑，不少研究者也对此表示怀疑。
“现代常规的办法治疗‘植物人’都是直接从脑部入手，认为患者受损的是大脑，大脑这个司令部的问题解决了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李云琴认为，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要使“植物人”复苏，应树立整体治疗的新理念。为此，她着力于解决一些“障碍复苏的具体症状”。
她说，“植物人”大都存在球麻痹症状，呛咳、吞咽困难。长期卧床，又使舌后坠，呼吸道受阻，肺功能衰退。她采用胸压和针刺、按摩等手段，可以缓解这些症状。“打通气道是促醒至关重要的一步，”李云琴对此很自信，“只要患者能自主发出声音来，一般都会较快复苏。”
有专家表示，“刺动促醒法”是一种可以尝试的治疗方式，但不能说它有绝对效果，因为促醒率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假如医生挑选病情较轻的患者，这样得到的促醒比率就相对较高，这种数字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包括进行严格的科学实验。
生还是死，一个尴尬的选择
王世军已在促醒中心生活了3年。尽管医生认定他已没有醒来的可能，但家人坚持，只能为他继续治疗。在促醒中心，像王世军这种情况的病人不是少数。
这些长睡不醒的“植物人”把一个医学伦理难题推到了医生面前：是否要让医生认为没有唤醒可能的“植物人”回家？
“如果继续治疗已经毫无意义，不仅家属虚耗金钱，医院也要白白耗费人力物力。”病人没有“脑死亡”，医院就不能结束治疗。但对很多患者而言，回家意味着缺医少药，意味着加速死亡。如果家属是在医生的劝说下带病人回家，一旦出现问题，医生的良心会受到谴责。
王德生认为，如果按照传统医学伦理观念，生命是神圣的，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抢救生命。但在医疗资源相对匮乏、人们对生命价值和生活质量的认识发生改变的今天，传统医学伦理观念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人们通常能够尊重没有丧失自主能力的人，但对‘植物人’，却总是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情感，甚至自身利益的需要强加给他们。有尊严地死去和有尊严地活着应该一样被视为个人的权利而受到重视。”
对于已无苏醒可能又病情平稳的“植物人”能否降低治疗水平？对于无苏醒可能又病情严重的“植物人”能否放弃救治甚至实施“安乐死”？我国法律目前没有说法。王德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按照我国病人植物状态诊断标准，根据我国国情，持续两年以上的“植物人”可放弃促醒治疗或终止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