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秉辉的办公室挂满了他的钢笔风景素描作品。身体周刊记者张新燕图
身体周刊记者肖蓓
杨秉辉
1938年出生，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内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首席健康教育专家，《中华全科医师杂志》主编。曾先后担任肝癌研究所副所长，中山医院副院长、院长，中山临床医学院院长。
很多人认识杨秉辉，是因为他那富有磁性的男中音。
自上世纪80年代起，每逢周末他便与听众“电波约会”，讲述关于健康的种种话题，一讲就是20年。今年3月份，因为在医学科普方面的突出贡献，75岁的杨秉辉被授予“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成为科普获奖第一人。
杨秉辉的从医生涯可以分为两段，前30年他致力于肝癌的早期诊断研究，倡导利用甲胎蛋白普查肝癌病；后20年，他成为中国全科医学的推动者，在国内率先建立全科医学科。
他说：“全科医生是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医学固然需要大专家，但更需要全科医生，中国要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必须要发展全科医学。”
肝癌早期诊断
在中国，每年因患肝癌而死亡的人数在20万人以上。但由于肝癌早期没有明显的症状，这让肝癌早期诊断成为难题。
作为一名内科医生，杨秉辉的工作是对肝癌进行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下，他深入工厂、农村，对肝癌进行早期筛查。
“当时，一旦诊断为肝癌时大都是晚期了，只有几个月的生存期，能做手术的很少，如何发现早期肝癌？”杨秉辉说，1972年苏联科学家发现，血液中的甲胎蛋白可以作为肝癌的诊断用。甲胎蛋白又叫AFP，是一种很特别的蛋白质，一般人血液里没有或仅有极少的这种蛋白质，如果在血液里查出有一定量的甲胎蛋白，就要怀疑是得了肝癌了。
“我们发现，多数肝癌病人都出现甲胎蛋白阳性，我们当时就想，（能否通过）这个指标，在普通人群中进行检查，帮助找到早期肝癌病人？”杨秉辉带领一个小组，深入肝癌高发区江苏启东的农村及上海市闵行、徐汇等地的工厂中进行肝癌普查。从普查方案的制定到给病人抽血化验，没日没夜地超负荷运转着，由他负责的肝癌普查坚持十年之久，普查人数不下40万人次，共查出200多位早期肝癌患者，其中大部分都作了手术切除，获得了长期生存。
不过，由于早期肝癌患者没什么症状，很多人并不愿意接受治疗。曾经有位姓朱的病人，普查结果甲胎蛋白阳性，告诉他可能患了肝癌，他却认为是“触他霉头”，拒绝进一步检查和治疗。杨秉辉几次三番耐心解说，最终说服了这名工人接受手术,切除了一个乒乓球大小的“小肝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病人在安度晚年时想起救命恩人，便来探望已经成了院长的杨秉辉，而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
杨秉辉和他的同事们倡导利用甲胎蛋白普查肝癌病人的方法,彻底改变了肝癌的治疗格局，使肝癌病人得到了早发现，为早诊断、早治疗创造了前提，为“小肝癌”的研究打下了基础，有效提高了病人的生存率。有的病人手术后生活了30多年，有的病人完全康复。为此，他和肝癌研究所的同事们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等。
“但是，这种大范围普查的方法，获得的阳性率并不高，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并不合理。于是，我又开始探索如何缩小普查的范围，就能找到肝癌的高危人群。”杨秉辉说。
他承担了上海市“六五”及国家“八五”攻关课题及卫生部、上海市科委等研究项目，建立了2万人的研究队列，进行随机的对照研究。通过多年的研究工作，他率先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肝癌早期发现方案，确定肝癌的高危对象，证实利用甲胎蛋白和超声诊断能有效发现早期肝癌。
杨秉辉说：“肝癌的高危人群应该是40岁以上并且有慢性乙型或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人，也就是通常说的有‘大三阳’、‘小三阳’的人群，这些人应该每6个月定期进行检查，包括B超和甲胎蛋白检测。”
为了更有效地进行防癌工作，杨秉辉在中山医院开设全市乃至全国唯一的“防癌门诊”，开展肝癌的早期诊断工作，通过各种途径深入基层进行防癌的宣传。
不仅在肝癌早期诊断方面多有成就，杨秉辉还主持制定全国肝癌诊断及分期标准、肝癌筛查规范、肝癌诊治规范。他最先研究抗癌药顺氯氨铂对肝癌的疗效，并在临床推广使用。
20年科普生涯
在肝癌专家的身份之外，杨秉辉还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科普专家。在他的办公室里堆满了书，很多都是他的科普作品，除了《健康从哪里来》这类大众型的，竟然还找到了《出租司机健康手册》。
“科技改变生活、科普开启民智，传播科普同样是医生应尽的职责。”杨秉辉与科普结缘，可以追溯到他读初二的时候。
那年他患上中耳炎，在做常规检查肺部透视时，发现有肺结核病灶。那时，问题脱口而出：“胸片上写‘干酪样病灶’，酪不是奶油吗？怎么会到我的肺里？”医生一听小孩发问，厉声道，“小孩子问这么多干嘛？听我的话，会好的！”果真，肺结核是被治好了，可想要知道“为什么、怎么样”的欲望愈加强烈。
“我相信许多病人与我当年一样，除了希望治好病，也想知道这病到底是怎么回事。”上世纪70年代，肝癌研究团队前往江苏启东进行筛查。一些农民测出甲胎蛋白为阳性，但费尽了口舌，农民死活不信一滴血与肝癌有任何关系。杨秉辉对此行深有感触，“科学技术再高明，群众要是不接受，一切都是枉然。”
自此之后，他就开始了科普工作者的生涯。1984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播“医药顾问”节目（后改名“名医坐堂”），杨秉辉是节目主持人。每周日12时10分，他准时与无数市民“电波”相约，从内科、外科到妇科、儿科……自己熟悉的领域亲自上阵，陌生的领域则备好功课，邀请专家共同解疑释惑。节目一播就是20多年，光回复听众咨询来信就近千封。
杨秉辉还是上海市健康大讲堂的特约专家，走街串巷为市民讲述健康话题。他也是中央文明办及卫生部评选的“全国首席健康教育专家”。每逢夏季的夜晚，他在中山医院空地上搞起科普纳凉晚会，为病人和家属讲解常见病及其预防知识。
创立全科医学科
如果说肝癌是杨秉辉从医前30年的关键词，那么“全科医学”则是他从医后20年的主题。
“在这样的体制下，得益最多的是患者。而反观我们的体制，病人无论大病小病都拥挤在三级医院里，造成看病贵、看病难。中国的医学固然需要大专家，但更需要全科医生，这是群众的基本需求。”
1993年，中华医学会要成立全科医学分会，做了20年电台主持人的杨秉辉被认为是“内外妇儿什么都懂”，于是被上海医科大学推荐成为全科医学分会的副组委，成为我国第一批全科医学的推动者。时任中山医院院长的杨秉辉，“以权谋公”，在全国三级甲等医院中率先成立全科医学科，主编中国第一部医学院校全科医学教材《全科医学概论》。
不过，全科医学的推进比想象中的要难。杨秉辉说，“国外医科大学从本科开始就有全科医学的教育，加拿大、英国等英联邦国家，70%的毕业生是做家庭医生的。而我们国家的医学院毕业生，实习时都在大医院，学习的都是一些高精尖的医疗技术，当他们毕业分配到社区医院时，对很多常见病都不那么会看，所以他们也不愿意下基层去。”
为了推进全科医学，杨秉辉将自己的组织关系从肝癌研究所调到全科医学科。“现在我们中山医院全科医学科已经有各级医生40多人，也看门诊、管病房。更重要的是培养人才，从医学院本科生、研究生到进修生都要上全科医学的课。中山医院全科医学科也是上海市培训全科医生的主要基地之一。不过，刚开始招生时并不顺利，上海地区的医科毕业学生不愿意做全科医生，市政府以优厚条件，吸引了一批外地医科院校毕业生，经过培训，现在他们已经分配到静安、徐汇等社区二级医院，成为社区医院的骨干力量。当然也有一些人中途放弃了，这就涉及全科医生的待遇问题了。”
全科医学科究竟看些什么病？杨秉辉说，“看未分化的疾病。比如上腹部不舒服，一般都是看消化病科，其实这不一定是胃病，慢性肝炎、慢性胆囊炎甚至冠心病都会上腹部不舒服。现在病人找到大医院，护士台先给你分诊，很多时候跑了几个科，做了一系列检查，还没找到病因。比如病人腰酸背痛，先到肾脏科，做了超声波、CT，发现不是肾的毛病，又怀疑是脊柱损伤，于是看骨科，做核磁共振，其实这就是肌肉酸痛。这些病应该由基层的全科医生先看，确实是肾脏不好再转诊到大医院看肾脏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