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大国都往往有自己的评级标准。在中国，珍贵文物分为一二三级。而在日本，则有“国宝·重要文化财”这么一个评价体系。在日本顶尖的东京国立博物馆，就收藏着这么一件“重要文化财”。
16世纪五彩金襕手瓢形大瓶这件来自景德镇的五彩大瓶，红地上附加花草纹描金，底部有“富贵佳器“的青花四字铭文。确实“器如其名“，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势，也难怪会被评为仅次于国宝的重要文化财。被当作重要文化财，凭它是“绝美孤品”吗？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日本评定重要文化财，不只要看器物本身是否精美，还要评价它在文化传承中的历史意义。而这件瓢形大瓶能被评上，就在于它能够作为五彩瓷器的代表。除此之外，在东博及日本其他博物馆都收藏着不少明代五彩瓷器。
17世纪五彩花鸟文瓶|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17世纪五彩太湖石花鸟蝶文六角盘|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如此看来，日本人好像很喜欢明代的五彩。早在20世纪20至30年代，被誉为“日本小说之神”的大文豪志贺直哉就在一篇著作中提及他游历中国收藏瓷器的经历。
志贺直哉（1883-1971）
书中提及在当时的日本掀起一股收藏明代五彩的热潮，并且认为中国陶瓷除了嘉靖、万历之外都缺乏“雅味“，很少有人能认识到清代官窑瓷器的价值。
这一下打击面可太大了
虽说这是一种偏见，却也准确反映了当时日本收藏界的时代偏好。对明代五彩极其推崇的日本人，甚至起了一个极具气势的称呼：
大明赤绘
那么，所谓的“大明赤绘“当年是怎么流传到东瀛的呢？日本人又为何钟情于它呢？
想要一件中国瓷器有多不容易？
其实，当时的日本想要获取来自中国的商品，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明朝在立国之初，就制定了海禁政策，海外贸易仅限于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然而朝贡往往是三五年，甚至十年才一次，所携商品数量也有限，显然无法满足普通民众对中国商品的强烈需求。
在这种背景之下，中日间的走私贸易就愈演愈烈了。甚至到了嘉靖年间，大量的倭寇侵扰东南沿海地区，从事走私活动。
《倭寇图卷》|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
隆庆时期，明朝终于放宽了海禁的限制，在福建漳州设置港口，允许民间商船出海贸易。虽然日本由于有倭寇的“前科”，被列为禁航地区，但强烈的需求就摆在那里，这点限制又怎么能挡得住呢？
尤其是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初，葡萄牙人与荷兰人等欧洲殖民者来到亚洲，在各个国家之间从事中转贸易，更是为中日之间的商品交流打开了一道方便之门。
当然，通道是打开了，没有购买商品的本钱可不行。恰逢此时，日本发现了一个产量极为丰富，占到当时全世界三分之一的银矿——石见银山。
日本岛根县石见银山，200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这下可真的是“家里有矿”了～
一下子变得财大气粗的日本人终于可以放开手买买买！瓷器的名品那么多，选什么好呢？除了久负盛名的青花，日本人把目光转向技术逐渐成熟、正走向高峰的嘉万五彩瓷器。
17世纪五彩牡丹纹壶|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终于能够大量购入梦寐已久中国瓷器的日本人，被五彩这种色泽丰富、热烈活泼的器型所震撼，甚至称以红色为主调的五彩为“大明赤绘“。
五彩好在哪里，受到日本人追捧？
与青花不同的是，五彩瓷的烧制工序更为复杂。其方法是现在未烧成的泥胚上用青花料绘制蓝色图案，罩上透明釉后入窑经1300度左右高温烧成瓷器，然后在釉面上用红、绿、黄、紫等釉上彩颜料绘制，最后再入炉火经800度低温二次烧制而成。
明朝早在宣德时就已烧至五彩，但是数量不多，直到嘉靖、万历年间才真正走向高峰。
明嘉靖五彩鱼藻纹盖罐|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得益于成化年间斗彩的发展，嘉万时期的工匠们已经能够熟练掌握釉下青花与釉上彩互相搭配结合的技术。尤其是万历时期的色彩对比强烈，极具富丽堂皇的气势。
17世纪五彩龙花鸟纹文大盘|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此外，与过往不同的是，嘉靖、万历时期采取“官搭民烧“的模式。民窑学习了官窑的技术，官窑又融入了民窑的自由风格，变得没那么拘谨周正。所以万历时期的瓷器，整体显得洒脱自如、生动写意，极具生活气息。充分反映出晚明商品经济发达的时代特征。
明万历五彩人物长方盒|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特别是人物纹饰，虽然往往头大身子小，不成比例，但却有一种另类的美感。
16世纪五彩百子图壶|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明万历五彩树下人物纹壶|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而随着海禁的放开，外销的强烈需求又促进了民窑的快速发展。以景德镇窑和漳州窑为首的各个民窑接到了大量海外的订单。在这之中，最受日本欢迎的五彩又有什么特征呢？
一类是五彩色地上附加金纹的描金工艺。这在日本被称作“金襕手“，很受当时日本的豪商与茶人喜爱。（本文开篇东博所藏的重要文化财“五彩金襕手瓢形大瓶“就是一个典型）
16世纪五彩金襴手葡萄栗鼠纹碗|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为什么叫做金襕手呢？这是因为它与当时流行的在绢织物上金丝加工的工艺十分接近。
金襕工艺在16世纪后期由中国传入日本，之后由京都的西阵织发扬光大
除了金襕手，当时还流行“芙蓉手”，其实就是开光纹饰，多出现在盘类器皿上。因为圆盘四周分格开光，突出中心主题内容的形式，与盛开的大朵芙蓉花相似而得名。
17世纪五彩鸟兔纹轮花盘|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有意思的是，到后来，痴迷于大明赤绘的日本人已经不满足于完全依赖中国进口的局面，他们甚至尝试自己烧制。终于，在17世纪初，日本九州伊万里地区成功烧制出本国的五彩，称为“色绘“。
精益求精的日本人充分发挥匠人精神，伊万里色绘与中国的五彩十分接近，几可乱真。甚至在明清战乱、景德镇停烧之际，一度作为替代品远销欧洲。
17世纪色绘花卉纹壶|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17世纪重要文化财-色绘花鸟纹大深钵|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作为明朝海禁放宽后大量外销的一个品种，明代五彩对日本人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们求购、追捧、收藏，甚至仿制出本国的新样式，为陶瓷器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这种热忱，历经几百年也未曾消退。所以到了20世纪，日本人还会通过各种渠道来收集他们眼中最具“雅味“的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