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2020年1—4月和2020年9月，近5个月的田野调研，我们共深度访谈8个小镇时尚女性及其家人、朋友，如下表1所示。本研究主要采取参与观察的民族志方法，对自己家乡的熟悉群体进行研究。这种家乡人类学方法一方面方便田野进入和关系建立，适合研究相对私密的话题;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样本范围小、难以推论的问题，因此我们会通过文献对比，来扩展田野发现的理论讨论。
一、从时尚消费到具身化展演:女性身份认同的区隔机制
然而，消费尤其是时尚消费，看似在拉平阶层与城乡之间的身份差异的鸿沟，但实际上这种差距真的能够靠消费时尚填平吗西美尔当年提出时尚中的“求同”论和“求异”论，认为时尚不仅仅是自我的追求，更表达着社会成员的群体归属，较低阶级通过模仿行为不断向较高阶级看齐，希望与较高阶级达成一致;而较高阶级为显示自己身份的独特和优越，不断制造出新的时尚，以表示区分。由此时尚永远属于较高的社会阶级，他们的着装风格与休闲娱乐永远处于时尚前沿，起着作用;一旦较低阶层通过效仿实现趋同，他们马上就开始制造新的时尚规范，从而继续实现身份的区分[13]。当代印度裔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谈到现代社会中的时尚、消费和地位身份的关系时曾指出，现代社会传统贵族阶层的硬性标准已经开始瓦解，而逐渐沦为单纯的经济资本，这时原有的贵族阶层为了维护自我阶层的优越性，从而构建出“时尚”，他们通过时尚标准的不断转换来排斥新经济精英阶层的进入，以保证自我的独特身份认同[14]。也就是说，时尚消费只是提供了一种虚假的表现形式，依靠时尚消费进行身份建构永远是与追赶潮流的过程，人们是不可能靠时尚消费获得真正的平等身份的，始终存在着身份地位的区分标识。
基于这一时尚消费理论和具身化展演实践，我们试图把小镇中产青年女性的消费时尚纳入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具身化运作策略框架进行研究。她们是如何具身化时尚消费身份的？这种身份区隔策略与其婚姻实践策略又是如何通过身体资本实现转换的？这种看似优雅俏丽的身影又是如何受全球消费市场与地方尊严文化互动影响的？
二、时尚构型:小镇中产青年女性身份的具身化策略
消费社会的到来使得身份地位能够通过具身化的展演得到强化和区分时，基层乡镇的中产青年女性也开始注重通过身体操演的刻意打扮以追求和塑造自我特有的身份形象，并和其他阶层女性区别开来。对于我们所调研的地方小镇中产青年女性来说，她们身份建构的具身化表达囿于地方亚文化的性别定位和影响，更多呈现在公开展示的容颜、隐蔽伪装的装饰和圈层化的地方社交圈。
1.公开展示的容颜
塞娜特曾指出，脸是个人的美或丑的感知以及这些感知所意味着的自尊和生活机遇的主要决定因素[17]。这些女性给人的印象就是美丽，朋友圈和社交场所总是展示着精致的妆容。
欢欢曾开玩笑说“我的脸就是行走的人民币”，在当地的文化背景下，这句话并不夸大。欢欢常用的是海蓝之谜、SK-II、雅思兰黛、兰蔻等护肤品，以及圣罗兰、迪奥、阿玛尼、纪梵希等口红。这与当地女性常用的均价一套不足500的护肤品和单只几十元的口红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化妆品其实是一笔不菲的家庭开支，我就此询问她们在家庭生活中是否需要协商和沟通。“男的根本不懂得这些东西有多贵，而且钱都在我这里，他也不清楚你到底花了多少钱。”莎莎说。欢欢和我说:“哪有不劳而获的，你要想美丽就要付出代价，我老公也想我出去美美的，多给他争光呢”。在当地的家庭文化中，认为“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管钱是一项重要的家庭理财策略。其次，当地乡村还存有传统男权社会的思想，妻子是依附于丈夫的，妻子的美貌就是丈夫的面子，同样丈夫的职责就是供养妻子。因此，这些的护肤品摆出来的是女性的面子，带出去是给丈夫“长脸”(脸面)，家庭也愿意为此买单。
2.隐匿伪装的装饰
人们对于时尚直观的感知是外观。在穿搭中，她们的穿搭也不是村庄女性常见的风格，每次的见面，她们总会让你眼前一亮，或许是一件新衣服，或许是一个小配饰，总感觉时尚、靓丽又独特，像是电视中的都市丽人或时尚达人。
可以说，她们并不是当地女性所想象的“败家娘们”，她们是有策略的。追求的化妆品以保持自己得意的优势资本—容颜，购买网上平价的服装装饰以追随不断更迭的潮流。同时，她们愿意展现的护肤品是农村普通女性可望而不可即的，但隐匿的服装消费却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这样的公开和隐秘才能使她们永远属于村里的时尚领头人和女性们仰慕的对象。
3.圈层化的地方社交圈
美国学者约翰·R.凯里提出，休闲意味着人们以彰显个人兴趣和价值观念的方式来实现对生活某些领域的把握，也反映出人们对自我与社会文化规范关系的理解和行动[18]。因此，休闲不仅是个体的享乐和欢愉，更成为构建身份认同和社会认同的重要途径。
社交圈的性别期待与当地乡村的男性供养文化实现完美的糅合，使得这些女性不断将自我的欲望与情感进行糅合，这样的性别逻辑与女性话语双向支持，使得这些女性成为时尚的弄潮儿。只是由于综合资本的不足，她们需要采取策略性行动，以实现功效大化(大爱慕和自我心理优越感)和成本小化(经济资本投入的小化)。同时，这样具身化的展演表达了身份的区隔机制，塑造着这些中产青年女性独特的身份认同。
三、时尚靓丽与上迁婚姻:小镇中产青年女性身体资本转换策略
尽管传统的乡村父权文化在女性城乡迁移带来的性别觉醒中不断褪色，但乡村从夫居的婚姻模式依然是农村女性的基本婚姻图景[20]。青年女性希冀通过婚姻实现阶层和经济条件的上迁。只是传统的婚嫁选择中，女性被寄予贤惠、能干和品格的端庄，而现在女性的身体与容貌被置于更高的选择空间。裴谕新认为市场经济的到来，使得当代女性已经开始有意识将自我、身体与性作为资本，实现向上攀升或追逐梦想[21]。在女性身体不断“被消费”的背景下[22]，这些青年女性不断将身体资本进行转换—上迁婚，实现美貌与婚姻的互构支持。
鲍德里亚在谈到身体的“功用性美丽”时指出，它是资本的一种形式，是交换着的符号的一种材料，它作为价值/符号运作着[26]。当市场将女性的身体、外貌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时，那么拥有这些优势条件的女性为何不可以为自己谋取更多的福利凭借美貌的身体资本，她们为自己争取了有利的婚姻，实现了经济的半自主。同样，也是美貌为她们提供了融入都市娱乐圈便捷的入场券，享受着中产阶级生活的快感和优雅。这就是她们时尚消费背后的行动策略，就像裴谕新笔下渴望留在都市的女性一样，她们也希望借此获得城市生活的体面与尊严，享受精英阶层生活的快感与时尚。
四、全球消费社会与地方尊严文化的互动:小镇中产青年女性时尚消费的结构性条件
1.示范与调动:全球化消费社会对农村社会的延伸
普拉莫提出“亲密市民关系”概念，他认为当今世界是一个“私人事务引起公共注意力，公共语言围绕着亲密麻烦”的世界[27]。也就是说，在私人事务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力，个人的问题即使存在很强的特殊性，也不仅仅是单纯的个人问题。同样，个人的情爱烦恼、亲密麻烦，也是社会各种力量的汇聚之处，体现出很多社会与文化交叉影响的特征。究其实质，这些地方小镇中产青年女性所刻意与执意追求的消费时尚源于全球化、资本化、市场化打造的消费社会对农村社会的延伸。
时尚消费的传播是具有分层模仿和传递机制的，总体上呈现了一种从中心都市向边缘小镇的扩散过程。对于这些女性来说，她们对于时尚消费的感知主要有三种渠道或途径:都市求学建立的时尚消费膜拜、异质性的业缘关系带来的具身化都市女性示范以及日益普及的网络媒体效应。
都市求学的时尚消费膜拜。相比于母辈，这些女孩受教育程度更高，大部分具有大专学历，读书时大部分在大城市，数年求学的经历，让她们体会和接触过都市生活的美景，了解到这些时尚、品牌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和身份，并为其着迷。上上回忆说:“我次接触化妆品是上大学(大专)的时候，我们同宿舍有个城市姑娘经常买各种化妆品，我就特别感兴趣，她还经常带我逛丝芙兰，那是我次去逛这么高级的化妆品店。”欣欣说:“我上学在太原，周末和我们同学逛香奈儿和迪奥的专柜，心里想着等我有钱了就买。”“大学是所整容院”[31]，在都市求学阶段，她们开始注重自我的外在打扮，近距离接触到这些品牌的外显符号，并逐渐形塑起对这些商品的膜拜和期待。
具身化的都市女性示范。在市里打工之后，异质性的业缘关系让其接触到老板、客户等等具身化的都市女性的生活方式，这样的都市人群象征更真实地成为这些农村青年女性模仿的对象。艳艳说:“我们老板有钱，可时尚呢，人家戴了块表真好看，我回来查了查是阿玛尼。”珊珊说:“我的客户都太有钱了，去客户家量房，看见人家的化妆品，我回来查了查才知道是海蓝之谜，现在我也用。”每年年底聚餐，私人老板也会穿得格外亮眼，带着店员们去市里有名的酒吧、饭店、美容店等等团建，向她们传授自家的护肤美容和私人衣橱。这些才是她们了解全球化消费社会直观的途径，同时这些昂贵的奢侈品和休闲活动向她们推销着一种值得渴望的生活方式，并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32][33]。因此，模仿这些都市女性的生活娱乐，在地方小镇实现展演，也成为这些农村中产青年女性展现自我身份定位的方式和途径。
因此，全球化的消费时尚不断调动着大众的欲望，住房城镇化进一步密切了城乡之间的交流，多元化的传播途径不断将时尚消费理念向基层乡镇扩散，让这些青年女性不断看到需求和欲望。
2.地方化的尊严文化表达机制:在城市中产与农村社会之间开辟社会空间
泰弗尔曾指出，正是由于从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个体才需要一个社会身份以确定自己在社会上的特殊位置[34]。对于这些地方小镇中产青年女性群体而言，在伦理文化转变的乡村社会，她们需要通过对都市生活的模仿在农村社会日常社交礼仪中展现自己特有的社会地位和面子，不断通过参照群体的比较和展现来建构自己独特的社会空间。
五、结论:通过具身化时尚消费制造小镇中产女性身份
消费文化的日益兴盛，重新建构着关于现代生活方式和社会身份的想象，个体的欲望、尊严与面子被无限放大[37]。这样一种通过消费时尚打造出来的看似有尊严的生活方式，正在快速地普及乡村社会，使得乡村社会的中上阶层女青年先通过这种具身化实践策略，实现自我的身份构建，并在乡村社会的社交礼仪场所展演，产生区隔和支配效应。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民族大学2018年科研创新团队计划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地区发展与治理的追踪调查和深度个案研究”(项目编号:2018CXTD05)的阶段性成果]
赵杜灵: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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