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情况；贵州省
StudyonRuralSurplusLaborTransferinGuizhouProvince
YANGQi-xin
（GuizhouAgricultureCommittee，GuiyangGuizhou550001）
AbstractThestatus，restrainingfactorsandtendencyoftheruralsurpluslabortransferinGuizhouProvincewerestudied.ThetacticsoftheruralsurpluslabortransferinGuizhouProvincewereproposed，thatwasadoptedonlybycombiningexternaltransferandinternaldigestion，totransferthepopulationpressureintohumanresourcesbytakingtheinternalandexternalpowersandmorefeasiblemeasures，furtherpromotingtheharmoniousdevelopmentoftheindustryandagriculture，theco-prosperitybetweenthedowntownandcountryside.
Keywordsruralsurpluslabor；transfercondition；GuizhouProvince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聚集，是有效改善城市用工瓶颈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方式。贵州省作为农村人口基数大、欠开发、欠发达的农业省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缓慢。在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贵州省要在较为严峻的形势下实现后发赶超，在全省实现“三化同步”和与全国同步小康，关键点在重新审视“三农”问题，着力点在高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1贵州省人口概况
贵州省位于中国西南的东南部，总面积176167km2，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8%。2011年末，贵州省常住人口3469万人（其中15～64岁的人口为2302.38万人）；按城乡划分，城镇人口1212.76万人，乡村人口2256.24万人；按性别划分，男性人口1801.21万人，女性人口1667.79万人，性别比为108。2011年人口出生率为13.31‰，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38‰。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全省常住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占36.1%。
2贵州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现状
2.1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测算
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具有“隐性”性质，很难精确计算，且因计算方法不同，其数量也会有所不同。在此，根据冯晓宪等[1]所用的产业结构偏差公式测算法，对贵州省2011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进行了初略测算。测算公式为：L=F×S=F×（L[1]-G[1]）。公式中，L表示农业剩余劳动力，F表示广义的农业劳动力，S表示农业劳动力剩余率，L[1]为农业从业劳动力占从业劳动力合计的比重，G[1]为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2011年，贵州省农业从业劳动力为1194.39万人，从业劳动力为1792.80万人，第一产业增加值为726.22亿元，国内生产总值为5701.84亿元[2]。将上述数据代入公式后得出，截至2011年底，贵州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大约为643.54万人。
2.2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特点
2.2.1转移的滞后程度逐年增加，但增幅不明显，整体可控。为了了解贵州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通过计算产业结构偏差系数（E），对贵州省2006—2011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滞后程度进行分析，计算结果见表1。可以看出，2006—2011年间贵州省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的下降速度快于第一产业产值比重的下降速度，但程度较不明显，说明农业生产力有所提高；E值一直为负数，且有逐年减小的趋势，说明近年来贵州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越来越多，不过变化幅度不大，说明转移的滞后程度在政府干预等因素的影响下整体上得到有效控制。
2.2.2逐步表现为群体性转移和季节性转移。尽管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较慢，但从近年来的情况看，转移的方式和结构有所变化，即逐步表现为以群体转移为主、个体转移为辅。不过这种群体转移大多停留在人数上的聚集、小规模转移，多为有经验的或者打拼成功的人带头结队转移。同时，由于贵州省农村劳动力市场建设近乎空白，中介组织十分缺乏，劳动力供求信息不对称，导致农民工进城后竞相仿效，就业区域和行业基本相同。并且受家庭和农业生产等影响，转移的人中尤其是省内转移的有相当一部分为“候鸟式”转移，季节性较强，多为农闲时节外出，农忙时节返乡务农。
2.2.3以省外转移为主，省内转移为辅。从历年的《贵州年鉴》统计资料来看，贵州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数量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且多转向省外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和东部地区。以2011年为例，全省农村劳动力在外就业人数总规模达到704.6万人，其中在省外就业536.2万人，同比分别增长7.9%和6.3%，且转移的大多为16～40岁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的人群[2]。另外，根据对近年来的《贵州省农村住户调查年报》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发现，非农行业成为农民转移就业的主要领域，并主要集中在采矿、制造、建筑、住宿和餐饮等行业。
2.2.5各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不平衡，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剩余数量相对较多。从整体上看，贵州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地区间不平衡性。一方面，在交通便捷、文化先进、信息畅通的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较为顺利，甚至出现过分转移的现象。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只身外出，将老人、小孩和妇女留在农村，造成农村的“空心化”，一些县份的妇女一度成为农业劳动力主体。另一方面，在一些相对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随着国家对这些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力度的不断加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数量逐年上升，但由于劳动力剩余数量较多，且主要集中在偏远地区，受生产生活习惯和民族传统的限制，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黏性大，转移总量及转移比重较其他地区低，劳动力的剩余现象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不变。
3贵州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
3.1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整体偏低
近年来，贵州省对教育的投入力度越来越大，公民的素质得到较大程度提升，但受人口基数大、贫困程度深、受教育愿望低等因素影响，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未得到质的提高。据调查，贵州省乡村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占常住人口的62.8%，受教育程度主要为小学和初中，其中，小学文化程度占44.25%，初中文化程度占31.96%[3]。由于文化水平较低、经验缺乏、信息捕捉能力较弱，且多数未经劳动技能培训，丧失了与其他人公平竞争的机会，增加了转移的难度。
3.2制度长期存在
3.3农村土地流转不畅
3.4城镇化水平低
“十二五”以来，贵州省实施了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战略。全省各地的招商引资和园区建设如火如荼，既有力发展了经济，又促进了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全省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2011年，贵州省城镇化水平35%，较往年有明显提高。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创设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有序转移成为可能。但贵州省客观上存在城市总量少、发展规模小、市镇比例过低、空间分布不均衡、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经济水平总体偏低、中等城市经济以资源型属多等特点[7]，第二、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十分有限。
4贵州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趋势分析
4.1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在短期内将有所增加，转移形势严峻
贵州是一个农业省份，农业生产力水平整体不高。但随着农业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农业生产力将得到有效释放，加之工业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以及人口的自然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预计会在短期内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亟需对剩余劳动力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转移。
4.2仍以省外转移为主导，但省内转移和农业内部转移的数量会有所增加
基于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长期落后于西部和全国平均水平，贫困程度深，贫困面大，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农村劳动力仍然主要是向省外转移。但进入“十二五”时期，贵州省在《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等优惠政策的扶持下，在工业强省、城镇化带动的战略推动下，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出现转型升级、提速增效，“5个100”工程等也应运而生。一些产业园、农业观光园等不断出现，小城镇建设也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些既发展了地方经济，又服务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工作大局。现今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开始返乡创业就业，随着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省内转移的数量会越来越多。另外，受传统生产观念和家庭影响，一些农村劳动力会倾向于选择就近就地转移，尤其是一些妇女劳动力会选择在农业内部进行转移，即由传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向内部其他产业转移，例如将土地转包后选择留在转包大户或企业里工作，从而实现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共同转变。
4.3由“离土不离乡”向“离土又离乡”转变
长期以来，受多种因素影响，贵州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多为临时性转移，真正扎根城市的很少，具有典型的“离土不离乡”性质。但随着农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有限的土地面积与高效的农业生产之间的矛盾将日益突出，而一些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后，农民工的权益将得到有效保障，经历了外出收入增加、享受的公共服务越来越多、安全感逐步提高的农民工，会尝试离开土地和故乡，走进城市。尤其是随着国家大力发展九年制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农民工子女的文化素质得到有效提升，有学历、有愿望、有胆量的他们将作为进军城市的主体。
5结语
内部消化方面，要通过建立农村经济发展内生机制，增加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一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并适度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增加就业岗位；二是抓紧制定形式多样、能满足不同群体需求的农业生产扶持政策，夯实农业发展基础，壮大农村经济实力；三是深入推广农业生产新技术、新设备，削弱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隐形”性质，准确把握剩余劳动力的数量[11]；四是加大农村土地整治力度，弱化土地边界观念，实行土地综合开发，提高产出。
6参考文献
[1]冯晓宪，舒瑜.贵州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8（2）：20-24.
[2]贵州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贵州统计年鉴2012[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3]杨筱堃.家政服务业呼唤贵州品牌[N].贵州日报，2010-01-26（7）.
[4]黄珊.海南省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的障碍与对策[J].海南金融，2007（12）：31-35.
[5]李竞能.现代西方人口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6]笪信仁.贵州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D].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7.
[7]单晓刚，陆筑新.交通条件支撑下的贵州特色城镇化发展格局[C]//单晓刚.贵州民族村镇住宅保护规划与整治技术论文集.贵州：贵州民族出版社，2011：1-15.
[8]黄祖辉，王朋.农村土地流转：现状、问题及对策-兼论土地流转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影响[J].浙江大学学报，2008，38（2）：38-47.
[9]陈景信.贵州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变动状况及其转移的动因[J].安徽农业科学，2011（24）：15085-15088.
关键词：深圳；全民健身；服务体系；调查
一、前言
《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提出“到2015年，形成覆盖城乡比较健全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提出了到2020年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趋完善的发展目标。全民健身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构建起覆盖面广、稳定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深圳有良好的经济条件，全民健身事业理应走在全国的前列，因此，深入分析、研究深圳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可以为经济发达地区的全民健身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一）调查对象
（二）研究工具
1.问卷编制
2.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客观检验法检验问卷的效度。正式调查前，在深圳市南山区随机进行了100个样本的试调查，并从回收率、有效回收率、未回答问题、填答错误等方面进行了检验，在检验的基础上，对问卷进行了修改。
（三）发放与回收
三、研究结果
（一）深圳市全民健身服仗逑荡嬖诘奈侍
1.健身参与群体和健身指导群体认识到的问题
全民健身的政府投入问题一直是我国群众体育发展的制约因素。对深圳市健身参与群体的调查同样反映了这一问题，政府投入不足被选中的频率为最高。深圳健身参与群体认为政府投入不足、健身宣传力度不够、健身组织机构运作乏力、健身活动氛围较差是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见表1），政府投入不足选中的频率为59.7%，健身宣传力度不够选中的频率为43.9%，健身组织机构运作乏力选中的频率为39.5%，健身活动氛围较差选中的频率为35.1%。政府投入不足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公共健身器材设施难以满足群众健身的需求，公共体育场馆设施匮乏，健身活动组织开展项目减少。健身宣传力度不够，不能有效地吸引更多的群众参与到健身活动中来，也难以形成良性、积极的健身活动氛围，最终会影响到全民健身计划的贯彻实施。
健身指导群体这里主要是指指导群众健身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和社区健身服务点的健身骨干。健身指导群体对全民健身工程的了解程度要高于健身参与群体，对深圳市全民健身服务的情况也有一定的认知。因此，他们对深圳市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所存在问题的认识与健身参与群体相比，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从表1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深圳健身指导群体认为健身指导薄弱、健身宣传力度不够、健身组织机构运作乏力、健身活动氛围较差等问题是选中频率较高的选项，健身指导薄弱选中的频率为77.9%，健身宣传力度不够选中的频率为69.5%，健身组织机构运作乏力选中的频率为66.1%，健身活动氛围较差选中的频率为64.4%。
健身指导群体和健身参与群体所选中频率都较高的主要问题有：健身宣传力度不够、健身组织机构运作乏力、健身活动氛围较差。这反映了两个群体对这些问题认识的一致性，也可以认为这些问题确实是深圳健身服务的重要问题。健身指导群体和健身参与群体在政府投入不足和健身指导薄弱这两个选项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健身参与群体把政府投入不足列为首位的问题，认为健身指导薄弱并不是主要问题；而健身指导群体却把健身指导薄弱列为首位的问题，认为政府投入不足不是主要问题。
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可以从两方面解释：一是这两个群体自身掌握的健身知识的多少引发的对全民健身服务认识的差异；二是这两个群体接触了解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差异性引发的对健身服务运行认识的差异。
2.健身管理群体认识到的问题
从全民健身管理人员的调查情况来看，选中频率排在前五位的问题为：体育场地设施利用率低（62.1%）、体育活动开展的类和量少（58.6%）、健身管理组织有待加强（55.2%）、健身管理人员队伍需加强（43.1%）和健身宣传力度不够（32.8%），数据见表2。这五大问题是全民健身管理群体所认识到的深圳全民健身服务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体育场地设施利用率低是当前深圳全民健身工作存在的首要问题，体育活动开展的类和量少是排在第二位的问题，健身管理组织有待加强排在第三位。从健身管理群体所揭示的现行健身服务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不难看出：这一群体的问题多集中在健身服务提供方面，是从服务提供者的角度去发现问题。
（二）对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改进意见和建议
四、完善深圳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和营造良性运行机制的思考
（一）统筹规划公共健身场地设施建设
体育场地设施主要包括公共体育场馆、企事业单位所属的体育场地设施、社会健身休闲场地、商业性健身设施等。公共体育场馆和企事业单位所属体育场地设施虽是政府投资，但向社会开放有限，需加大开放力度。社会健身休闲场地是满足群众基本健身需求的主要场地。不断建设群众健身活动的场所，是有效推进全民健身计划的基本手段和保障。商业性健身设施提供了个性化、高水平的健身服务，是公益性体育场地设施供应不足的重要补充。
健身场地设施是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根本保障，公共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必须统筹规划。公共健身场地设施建设要从规划人手，落实公共健身设施配套按区域均衡建设。公共健身场地设施建设要整合已有体育场地设施资源，把体育行政管辖外的体育场地设施资源进行优化组合，形成一个优势互补、多层次的综合性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网络。公共健身场地设施建设要从政策上引导社会资源参与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形成一种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公共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格局。
（二）促进全民健身供给主体的社会化发展
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政府职能要从全能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形成公共服务由政府、社会、市场共同供给的多元化格局，并进行合理分工。2009年《全民健身条例》第三条“国家推动基层文化体育组织建设，鼓励体育类社会团体、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群众性体育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第六条“国家鼓励对全民健身事业提供捐赠和赞助”。《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指出：“鼓励社会兴办全民健身事业。”深圳市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发展必须走政府主导、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的发展道路。促进全民健身供给主体的社会化发展，首先要强化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中的统筹管理作用，以服务为本，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步伐。其次是加强在政府主导下的全民健身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发展的建设。依托深圳市良好的经济发展优势，引入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带动社会资金投入到全民健身服务，推动全民健身产品生产与供给的多样化，在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建立一种优势互补的协作关系。
（三）加强全民健身组织管理体系和人员队伍建设
体育健身组织为群众参与体育健身活动提供组织与管理服务，是全民健身体系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目前深圳全民健身的组织化数量不足，参与面窄，健身组织的社会化程度底，管理力度不足。要培育和促进群众体育组织发展，首先要增加群众体育组织的数量。利用体育社会组织专业化、运行机制灵活的特点，让其参与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建设，促进体育社会组织发展、成长；其次，政府应该发挥体育社会组织的作用，积极推行服务外包。
既具有体育专业背景又具有管理经验的管理者极为匮乏，全民健身发展中的专业指导是全民健身活动推进的主要问题之一。人才队伍的培养首先要扩大培养规模，选拔一线骨干进行培养；其次，在内容上要注重实践技能培训，要分项目和根据服务人群特点进行培训，提高服务的针对性；再次，要形成合理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才梯队；最后，要定期组织参观、交流经验等，参考借鉴他人经验。
（四）完善健身信息服务网络体系
建立完备的信息网络系统是提高健身服务体系服务水平的重要途径。现阶段深圳市已初步形成了健身信息网络，健身信息量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丰富、传播信息的手段也越来越多，对推动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总体看，信息提供的动力不足，信息内容缺乏整合，效果欠佳。全民健身服务应拓展服务内容，以满足民众多层次的健身需求，将现有的体育运动训练资源和专业技术服务资源进行整合，形成面向社会、服务专业、咨询丰富、便捷高效的健身信息服务网络平台。健身信息服务网络为广大市民提供公共体育政策、公共体育场所、健身知识信息等。统筹各类信息资源，有机整合现有资源和信息传播途径，对传统手段在传播中所存在的不足加以改善，服务于健身活动开展的新需要。
（五）保障全民健身服务的财政投入，广辟资金社会化筹集渠道
体育经费是发展全民健身事业的基本物质条件，是实现全民健身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全民健身经费投入要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社会投资为辅助的多元化发展格局。政府应将全民健身事业经费和基本建设经费作为专项支出列入体育主管部门预算，其发展规划应纳入国家与地方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1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作用类型分析
假设条件2:人类利用既定生态系统服务的权利均等。即当代人之间、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具有同等的利用生态系统服务的权利。
假设条件3:不考虑对后代人的影响。因为在当代,后代人缺位,当代人无法得知后代人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取向。只要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能够恢复、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后代人便可以拥有同当代人均等的利用生态系统服务的机会,实现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可持续利用。因而,以下仅分析当代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
假设条件4: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作用分为恢复、维持、改善、保护和利用5种方式。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利用对应着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物质和能量,包括在生态系统阈值之内的利用行为和超过生态系统阈值、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行为两个层面,对生态系统相对有害;恢复、维持、改善和保护生态系统服务则需要向生态系统输入物质和能量,对生态系统相对有利。其中,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恢复、维持和保护能够使人类(当代人之间、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利用生态系统服务的机会均等。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改善可以使当代人享用更好的生态系统服务,但也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改变,但这种改变一般不会超过生态系统阈值且容易逆转,假如后代人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取向与当代人不同,后代人可以相对容易地将生态系统恢复到原有的水平。如植树造林对当代人来说是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改善,如果后代人不这样认为,可通过大规模的砍伐将生态系统服务恢复到原有水平。因而,生态系统服务的改善对当代人有利,不会危及后代人对需求的满足。
假设条件6:当代人类活动作用于生态系统过程中,能够明确地界定出受益者和受损者。
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当代人群A的某种活动作用于生态系统,在人力(人类向生态系统输入或获取物质和能量)和自然力(生态系统自我维持和调节)的综合作用下,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将出现如下4种可能的结果:第一,当代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没有影响;第二,当代人对生态系统施加有利影响,使生态系统服务维持或在原有基础上提高;第三,当代人对生态系统施加的不利影响未超过生态系统阈值,但生态系统服务在原有基础上下降;第四,当代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超过生态系统阈值,生态系统发生次生演替。上述4种结果作用于当代人群B,将对B产生不同的效应。以下针对上述4种结果,分析当代人群A对生态系统的作用及相应的生态系统服务对B的作用效果。
1.1当代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没有影响
类型1:当代人群A向生态系统输入(或获取)物质和能量,实施了对生态系统有利(或有害)的行为。由于生态系统具有自我调节和自我维持的能力,在人力和自然力的共同作用下,生态系统不发生变化,从而当代人群B享有的生态系统服务不变。在此情景下,虽然存在受损者(向生态系统输入物质和能量)或受益者(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物质和能量),但由于生态系统服务不变,A对生态系统的作用对B不产生影响,从而A和B之间不存在补偿的关系。该情景或可称为自然生态补偿[3]。如A在非生态敏感区栽植或砍伐一棵小树而受损或受益,但一棵小树的增减对当地生态系统几乎没有什么影响,B所享有的生态系统服务几乎没有变化。A和B之间不存在补偿问题。
类型2:当代人群A对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恒定性资源的开发和对阳光、空气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环境的利用,不影响生态系统服务质量,也不会影响他人对该类资源和环境的利用,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既不存在人类对自然的补偿,也没有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的补偿。
①维持也看作有利行为,因为维持也需要投入物质和能量。如果没有上述物质和能量的投入,生态系统服务可能会下降。
②该额外的生态系统服务是人力和在人力作用下由自然力所产生的生态系统服务之和。1.2当代人对生态系统施加有利影响,使生态系统服务维持或在原有基础上提高所谓有利影响,是指当代人恢复、维持、改善和保护生态系统,使生态系统服务维持①或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提高。假设当代人群A投入成本α(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发展成本),向生态系统输入物质和能量。在人力和自然力的共同作用下,生态系统服务H恢复、维持或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A因投入成本α而受损。
生态系统服务具有公共物品属性,难以避免“搭便车”行为;同时生态系统服务可以自由流转。当存在生态系统服务空间流转时,随着A、B所处空间位置的不同(见图1)和生态系统服务流转程度和影响范围的不同,A的投入所带来的额外的生态系统服务②可能对当代人群B产生不同的影响,即A的行为具有外部性。由于生态系统服务维持或提高,B至少不会受损。所以,只存在B受益和不变两种情况。
在A受损,B受益,H维持或提高的情况下,因A和B对生态系统服务的竞争性和非竞争性利用而区分为类型3和4。
Tab.1CompetitivenessinutilizationofecologicalsystemserviceofAandB
TransferandinfluencerangeofecologicalsystemserviceAB同区A+B1A1+B1A1+BA+BA到BBB1价值增加B2价值增加ω人ω人B10ω人A1B10ω人A1Bω人ABω人A成本损失A1价值损失A2价值损失αν人αν人AB1ανA1B1νA2B1αν人A1Bν人A2Bαν人ABαu人
①该额外的生态系统服务是人力和在人力作用下由自然力所产生的生态系统服务之和。域生态系统服务得以改善和提高;流域下游享用到了上游投入所增加的生态系统服务。随着生态系统服务的流转和影响范围的变化,上游可能产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损失,下游应依据享用的额外的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对上游投入的成本和损失的价值实施补偿。如闽江、九龙江流域上下游各设区市通过协商、签订协议等方式,以保护流域水环境、改善水质、保障生态需水量为考核要求,实施上下游生态补偿机制。流域下游的福州、厦门、三明、南平、漳州、龙岩6市政府每年共出资4000万元,通过上下级财政结算上缴省财政,用于补偿上游地区为保护水源、治理污染承担的成本。
类型5:A受损,B不变,H维持或改善。即A的行为导致的额外的生态系统服务提高对B没有影响,生态系统服务得以维持和改善。这种情况可看作A为了生态系统服务的维持或改善而自觉约束自身的行为,并投资于生态环境系统,是A为了获取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而对生态系统的自愿投资。
1.3当代人对生态系统施加的不利影响未超过生态系统阈值,但生态系统服务在原有基础上下降假定当代人群A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物质和能量,在人力和自然力的共同作用下,生态系统服务在原有的基础上下降,但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未超过生态系统阈值,生态系统可恢复。A因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开发而受益δ。由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公共物品属性,A的开发造成的额外的生态系统服务①下降就可能对当代人群B产生影响,即A的行为具有外部性。降低的生态系统服务作用于当代人群B,使B至少不会直接受益。但是B可以通过与A的某种交易而间接受益。因而,B可能存在受益、受损和不变3种类型。A的行为导致的生态系统服务下降也会使A所享有的生态系统服务受损,但显然其损失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不应得到补偿。生态系统服务空间流转对A和B的影响与类型3和4基本类似,在此不再分析生态系统服务空间流转的影响。
排污权交易制度可看作类型6的典型案例。A和B
表2A和B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利用具有非竞争性
Tab.2NoncompetitivenessinutilizationofecologicalsystemserviceofAandB
TransferandinfluencerangeofecologicalsystemserviceA,B同区A+B1A1+B1A1+BA+BA到BBB1价值增加B2价值增加ω人ω人AB10ω人A1B10ω人ω人ω人成本损失ααααααAA1价值损失00A2价值损失00ν人A2B1ν人A2B0u人
首先通过购买等手段,向政府有关部门购得排污权,然后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A和B可以就各自的排污权进行交易,使A,B皆获利。但即使有总量控制,A,B依然排污,所以A和B依然共同损害了H。由于排污总量控制在生态系统阈值内,生态系统服务可逐步恢复。
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其恢复补偿可看作为类型7的典型案例。1983年,云南省以昆阳磷矿为试点,对每吨矿石征收0.3元的资源费,用于采矿区植被恢复及其他生态破坏的恢复治理[4]。1989年,江苏省制定并实施《江苏省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业收费试行办法》,规定对集体矿山和个体采矿业开始征收矿产资源费和环境整治基金;1990年,福建省决定对国营、集体和个体煤矿征收“生态环境保护费”。1992年我国政府在《关于出席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情况及有关对策》的报告中指出:按照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要逐步开征资源利用补偿费,并开展征收环境税的研究。研究并试行把自然资源和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活动核算体系,使市场价格准确反映经济活动造成的环境代价。1992年广西自治区开始对乡镇集体矿山和个体采矿企业实行排污费征收制度;1993年国务院批准在晋陕蒙接壤地区的能源基地试行生态环境补偿政策等[5]。1997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对矿山开发中的水土保持、土地复垦和环境保护做出了具体规定,要求不能履行水土保持、土地复垦和环境保护责任的采矿人,应向有关部门交纳履行上述责任所需的费用,即矿山开发的押金制度[6]。
1.4当代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超过生态系统阈值,生态系统发生次生演替特定人群作用于生态系统的行为超过了生态系统阈值,导致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改变,不可能通过人力和自然力的共同作用而恢复,生态系统发生次生演替。可区分为不可更新资源开发活动和生态系统破坏行为两种类型。
类型10:生态系统破坏行为。生态系统破坏行为会显著改变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是对生态系统的不可持续利用,属于生态系统服务开发的严格禁止层面;或为维护生态系统服务的稳定或改善而应严格限制的行为。应该有强有力的刚性手段,如法律,对生态系统破坏行为进行约束。建国以来,我国在加强资源保护立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已经制定了较为完整的资源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对人类利用生态环境过程中违法行为实施行政法律惩罚。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当今人类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一国的范围,与之伴随的是日益严峻的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生态补偿领域的国际合作也因之全面展开。主要表现为两种方式:其一是跨国组织(如各类基金会)发起的生态补偿实践,主要是向特定国家的政府和社区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援助,开展有利于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改善的活动;其二是世界各国通过共同签署的国际协议而采取统一的行动,按照各国对全球生态系统的影响、发展水平、具体国情等确定各国所应承担的份额,以保护、恢复、维持、改善和可持续利用全球生态系统。
2生态补偿的概念、标准及政府的作用
2.1生态补偿的概念
通过对上述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作用类型分析,解析出生态补偿的基本属性和基本概念:
2.1.1不属于生态补偿的人类活动(1)未引起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的人类活动。人类活动要能够引起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A对生态系统服务的维持和保护也可看作为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因为,如果没有A的投入,生态系统服务就不会维持。,自然生态补偿和对恒定性资源及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生态环境的开发利用不属于生态补偿。
(2)破坏生态系统的行为。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作用不能超过其阈值,即在人力和自然力的作用下,生态系统能够恢复和改善,这种情况下才存在补偿的可能。因而,超出生态系统阈值的生态环境破坏行为不属于生态补偿的范畴。
(3)不可更新资源开发利用。由于不可更新资源开发利用后不能恢复,因而不可更新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属于生态补偿的范畴(但不可更新资源开发造成的受损生态环境的恢复、改善和保护属于生态补偿)。
2.1.2生态补偿的必要条件(1)生态补偿的作用对象包括当代人和可更新的自然生态环境(包括可更新资源),二者缺一不可。生态补偿通过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服务的目的。在人类作用于生态系统的某一过程中,只有对人的影响而没有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或仅有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而没有对人的影响,都不属于生态补偿的范畴。
(2)当代人类活动要具有外部性。生态补偿的研究对象是具有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属性的生态系统服务,当代人群对生态系统的作用要通过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对他人产生外部影响,即要具有外部性。
2.2生态补偿标准
理论上讲,应分别计算受益者额外受益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受损者承担的成本和额外受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作为生态补偿标准的依据。
2.2.1额外受益或受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以当代人群A的投入使生态系统服务维持或提高而导致B受益时,B额外受益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或由于B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利用而使A额外减少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计算过程为例,说明额外受益或受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过程:
第一,区分存量价值与增量价值,计算当代人群A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作用结果。假设生态系统服务原有的总价值为R,即价值存量为R,该部分价值在A投入之前已经存在。当代人群A的成本投入α使生态系统服务维持或提高,假设维持或提高的价值为μ,则A投入后的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Q为存量价值与增量价值之和,即Q=R+μ。计算A的投入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作用应首先从Q中将A投入之前已经存在的存量价值R剔除,只计算由于A的投入而产生的增量价值μ。
第三,区分外部性价值与非外部性价值,计算B受益的价值或A受损的价值。上述u人同样由两部分组成,其一为A的投入使B额外受益的价值或A的投入能够产生外部性的价值ω外,称为外部性价值;其二为B没有享用的价值或A的投入对B没有产生外部性的价值ω非外,μ人=ω外+ω非外。因而,计算B受益的价值应仅计算ω外,不应将B原来享有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ω非外计算在内。同理,ν人也由两部分组成,其一为A额外减少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或B的行为对A具有外部性的价值为Y外;其二为A原本没有享用的价值或B的行为对A没有产生外部性的价值为Y非外,ν人=Y外+Y非外。因而,计算A受损的价值应仅计算Y外,不应将A原来享有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Y非外计算在内。
综上所述,计算B额外受益或A额外受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应首先从变化后总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中剥离出增量价值,然后从增量价值中区分出人造资本的价值,最后从人造资本的价值中提取外部性价值。外部性价值才是真实的B额外受益或A额外受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过程中,原本计算R的难度就非常大,再区分μ、u人或ν人、ω外或Y外的难度可想而知。由于存在上述难点,A的投入所导致的B享用的增加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的计算往往非常困难,不同类型、不同计算方法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差异极大,计算结果可信度不高,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和手段亟待改进。
2.2.2受损成本受损成本一般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发展成本。直接成本包括直接投入和直接损失。直接投入是为保护、恢复、维持和改善生态系统服务而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直接损失是为纠正生态系统服务利用外部性或实现生态系统服务交易时给当地造成的损失。机会成本则是由资源选择不同用途而产生的。机会成本是各国生态补偿主要考虑的因素。发展成本主要是为保护、恢复、维持和改善生态系统服务、放弃部分发展权而导致的损失,也可能是个人因保护、恢复、维持和改善生态系统服务而牺牲的发展机会[2,8]。直接成本通过对生态系统作用过程中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衡量,尚可计算;而机会成本和发展成本是未发生的,更由于社会经济环境及市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难以计算。
2.3政府的作用
人类活动作用于生态系统类型分析中经常需要政府的介入,世界各国的生态补偿实践中,也不时闪现政府的影子。生态补偿中,政府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3)财政支持。①财政转移支付。如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实施的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退牧还草、三北及长江流域等重点防护林体系建设、京津风沙源治理等大型生态工程建设中的生态补偿。地方政府组织的流域上下游财政转移支付等。②建立专项基金。如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各省、市、自治区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等。③实行税收优惠。④支持生态补偿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等的科学研究等。
(4)国际合作。如参与生态补偿领域国际谈判与合作,接受国际组织捐赠等。
3简短的结论
致谢:感谢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周海林研究员、刘荣霞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谭秋成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谢高地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张其仔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毛显强教授对论文初稿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参考文献(References)[1]闵庆文,甄霖,杨光梅.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研究与实践进展[J].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2007,23(1):81-84.[MinQingwen,ZhenLin,YangGuangmei.ProgressofResearchesandPracticesofEcologicalCompensationofNaturalReserves[J].JournalofEcologyandRuralEnvironment,2007,23(1):81-84.]
[2]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生态补偿原理与应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60.[TheAdministrativeCenterforChina’sAgenda21.TheTheoryandApplicationofEcoCompensation[M].Beijing:SocialSciencesAcademicPress(China),2009:60.]
[3]《环境科学大辞典》编委会.环境科学大辞典[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1:326.[EditorialCommitteeforThesaurusofEnvironmentalScience.ThesaurusofEnvironmentalScience[M].Beijing:ChineseEnvironmentalSciencePress,1991:326.]
[4]庄国泰,高鹏,王学军.中国生态环境补偿费的理论与实践[J].中国环境科学,1995,15(6):413-418.[ZhuangGuotai,GaoPeng,WangXuejun.TheoryandPracticeoftheLevyonEcologicalEnvironmentalCompensationinChina[J].ChinaEnvironmentalScience,1995,15(6):413-418.]
[5]孙新章,谢高地,张其仔等.中国生态补偿的实践及其政策取向[J].资源科学,2006,28(4):25-30.[SunXinzhang,XieGaodi,ZhangQizi,etal.EcologicalCompensationPracticeandPolicyOrientationinChina[J].ResourcesScience,2006,28(4):25-30.]
[6]中国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课题组.中国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TaskForceonEcoCompensationMechanismsandPolicies,CCICED.EcoCompensationMechanismsandPoliciesinChina[M].Beijing:SciencePress,2007.]
[7]《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136.[EditorialCommitteeforChinaEncyclopediaofResourcesScience.ChinaEncyclopediaofResourcesScience[M].Beijing:EncyclopediaofChinaPublishingHouse,2000:136.]
[9]RolandBAdeGroot,LeonM.Hermans.BroadeningthePicture:NegotiatingPaymentSchemesforWaterrelatedEnvironmentalServicesintheNetherlands[J].EcologicalEconomics,2009,(68):2760-2767.
[10]MQuintero,SWunder,RDEstrada.ForServicesRenderedModelingHydrologyandLivelihoodsinAndeanPaymentsforEnvironmentalServicesSchemes[J].ForestEcologyandManagement,2009,(258):1871-1880.
[11]AnnikaHft,JürgenMüller,BrbelGerowitt.VegetationIndicatorsforGrazingActivitiesonGrasslandtobeImplementedinOutcomeorientedAgrienvironmentalPaymentSchemesinNorthEastGermany[J].EcologicalIndicators,2010(10):719-726.
[12]DNBarton,DPFaith,GMRusch,etal.Paniagua,M.Castro.EnvironmentalServicePayments:EvaluatingBiodiversityConservationTradeoffsandCostefficiencyintheOsaConservationArea,CostaRica[J].JournalofEnvironmentalManagement,2009(90):901-911.
[13]SzvetlanaAcs,NickHanley,MartinDallimer,etal.Armsworth.TheEffectofDecouplingonMarginalAgriculturalSystems:ImplicationsforFarmIncomes,LandUseandUplandEcology[J].LandUsePolicy,2010,(27):550-563.
[14]JabouryGhazoul,ClaudeGarcia,CGKushalappa.LandscapeLabeling:AConceptforNextgenerationPaymentforEcosystemServiceSchemes[J].ForestEcologyandManagement,2009,(258):1889-1895.
[15]JCalvoAlvarado,BMcLennan,ASánchezAzofeifa,TGarvin.DeforestationandForestRestorationinGuanacaste,CostaRica:PuttingConservationPoliciesinContext[J].ForestEcologyandManagement,2009,(258):931-940.
[16]AstridZabel,BrianRoe.OptimalDesignofProconservationIncentives[J].EcologicalEconomics,2009,(69):126-134.
[17]BKelseyJack.UpstreamdownstreamTransactionsandWatershedExternalities:ExperimentalEvidencefromKenya[J].EcologicalEconomics,2009,(68):1813-1824.
[18]SuzanneElizabethVedel,BoJellesmarkThorsen,JetteBredahl.Jacobsen.Firstmovers,Nonmovers,andSocialGainsfromSubsidisingEntryinMarketsforNaturebasedRecreationalGoods[J].EcologicalEconomics,2009,(68):2363-2371.
[19]JacquesPollini.AgroforestryandtheSearchforAlternativestoSlashandbumCultivation:FromTechnologicalOptimismtoaPoliticalEconomyofDeforestation[J].Agriculture,EcosystemsandEnvironment,2009,(133):48-60.
[20]RhonaFBarr,SusanaMourato.InvestigatingthePotentialforMarineResourceProtectionThroughEnvironmentalServiceMarkets:AnExploratoryStudyfromLaPaz,Mexico[J].Ocean&Management,2009,(52):568-577.
[21]BenjaminBlom,TerrySunderland,DanielMurdiyarso.GettingREDDtoWorkLocally:LessonsLearnedfromIntegratedConservationandDevelopmentProjects[J].EnvironmentalScience&Policy,2010,(13):164-172.
[22]LorenaAshworth,MauricioQuesada,AlejandroCasas,etal.PollinatordependentFoodProductioninMexico[J].BiologicalConservation,2009,(142):1050-1057.
ConceptandStandardofEcologicalCompensation,andRoleofGovernment:
BasedonTypesoftheRolesofHumanActivitiestoEcologicalSystemWANGXingjie1,2ZHANGQianzhi3LIUXiaowen1WENWujun1
(1.ResearchCenter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ofShandongProvince,JinanShandong250014,China;
2.InstituteofGeographicSciencesandNaturalResourcesResearch,CAS,Beijing100101,China;
3.LandExpropriationandHouseDemolitionCenterofHightechDevelopmentZoneofJinanCity,JinnanShandong250101,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