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符合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
社会主义也是对资本主义的创新。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越来越无法适应现代科技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日新月异，换句话说，“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1](p37)。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个内在的矛盾，就注定了这种制度必然灭亡的命运。（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资本主义的灭亡必然催生出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这就是社会主义。且不说社会主义具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普遍而广泛的民主、更公平正义的分配方式、公民更高的道德觉悟和人性的自由发展，单说社会主义最一般的特征——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具有无限的理论优越性。社会主义公有制能最大限度地调配公共资源促进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能充分地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和对劳动成果的按劳分配，也能从最基本的经济手段上实现人的社会地位的自由平等。公有制通过调整人与物的关系，彻底改变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打破了私有制一方控制劳动合作方式的权力垄断，从而为更多样的劳动合作关系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6](p66)。
（二）走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存在和发展的自然逻辑，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和执政合法性的内在源泉
既然如此，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没有立即走社会主义道路，甚至没有在《共同纲领》中写明社会主义前途呢？这主要是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基于对阶级力量和客观现实的冷静分析和慎重考量。
二是完成特定阶段历史任务的现实要求。新中国建立在长期战争破坏的废墟之上，中国共产党接手的并不是万贯家财，而是生产萎缩、物质极度缺乏、失业率居高不下、恶性通货膨胀的烂摊子。据统计：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零年间，全国物价先后发生过四次大规模波动，分别上涨了1.8倍、1.8倍、3.5倍、0.9倍[14](p29-33)，也就是说物价在1949年基准上已经上涨了67倍之多。人民币随着通货膨胀大规模贬值，短短一年间老百姓就损失了一百六十五亿斤小米，等于抗战前银洋八亿二千五百万元[14](p57)。再加上不少资本家遣散职工，关厂歇店；还有少数人或是弃厂出走，或是将资金转移台湾、香港、美国，直接导致工业减产、工人大规模失业。严峻的经济社会形势迫使共产党必须团结资产阶级以恢复和发展生产，这是阶段性的历史任务，也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因此，马上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姑且不论是否会酿成严重的社会冲突和群体性事件，单就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言就是不明智的。
以上诸多因素都要求共产党只能暂时对城乡资产阶级和小农经济采取包容、妥协政策。但是，这些都只是策略性的让步，而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中国共产党的既定原则。一旦，暂时性的困难迈过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条件基本满足，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历史的必然。
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逻辑
（一）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尝试已经证明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
首先，封建势力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
封建势力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和各种特权，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导致中国无法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原因。
在经济上封建势力的核心诉求是排斥自由竞争，独占垄断利益。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兴办各种民用工商业以求富，却规定“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17](p146)，甚至还禁止华商向外国进口纺织机器，企图独占机器大生产带来的滚滚暴利。抗日战争时期，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利用其特殊权利，垄断一切，以妨碍新兴企业的进展”[18](p277)。例如作为官僚资本典型代表的中国兴业公司，刚一成立就开始了其迅猛扩张的步伐，先后收购民营永川铁厂和协和铁厂，排挤其他小型民营钢铁企业，独占垄断之利，最终发展成为抗战时期最大的官商合办的钢铁联合企业。很显然，长期以来的事实都说明：封建、半封建势力为了规避自由竞争带来的风险，为了获得垄断暴利，为了维持他们的经济特权而打击民族资本主义是一以贯之的。因此，“商人办的小规模的机器工业虽已出现，但很难发展起来。”[17](p146)
在政治上封建势力的核心诉求是维持他们不受约束的专制权力。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者享有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他们可以随意“勒索苛派，纵官殃民”[19](p296)，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更是“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20](p2)，视天下生民万物为私财。然而，资本主义讲究的是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他们实行的是“三权分立”“多党竞争”“代议制民主”。中国一旦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就意味着封建势力将彻底失去其政治特权，他们再也无法随心所欲地盘剥人民来满足他们的私欲。因此，封建势力对资本主义的仇恨和敌视出自其根深蒂固的阶级本能，指望他们变法改制无异于虎口拔牙。
在文化上封建势力的核心诉求是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纲常名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封建势力迫于人民的觉醒和世界潮流的变化可能会在部分政治、经济利益上采取策略性的妥协，但是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他们对于维护封建礼教的坚决态度却是不改分毫的，所谓：“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者如日星之照世；（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19](p231)。因为资产阶级民权说正中封建纲常名教的死穴，所以封建势力在捍卫传统、道统方面能罕见地保持一致：“吾恐中国之患，不在强邻之窥逼，而在邪说之污民也”[21](p157)。就连历史上那些较为开明的改革派也对西式民权敬而远之：“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22](p9715)可以说，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截然对立的，企望在封建文化基础上嫁接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无异于缘木求鱼。
其次，资本—帝国主义不愿意中国变成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
就资本—帝国主义的主观意图而言，他们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就是为了开拓商品市场、掠夺原料和压榨廉价劳动力来发展他们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好心来帮助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的“文明世界”。而且，“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当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时，“它就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过活，绝不容许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9](p680)。因此，维护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稳定和防范老百姓的觉醒和反抗成为他们对华政策的底线，他们在选择代理人时，自然更钟情于晚清政府、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这些带有浓厚封建性和买办性的反动阶级。在这个逻辑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戊戌变法“既不是明确地反对封建主义，（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也不敢反对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还要说它是“过分急于求成”“不合实际的”[17](p257)。中国的任何改革，只要其中多少包含些民族主义和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内容，这些所谓的“先生”和“老师”就会撕下伪善的面目开始疯狂地干涉和打压。
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前夕，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人都认为要有一段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多次估计要15到20年）作过渡，但党内高层始终没有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的意愿，毛泽东就说过：“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36](p80)。其实，在中国，不管是领导人主观自觉还是客观形势发展使然，只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只要是以苏联作为榜样和借鉴，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实际行动总是一步步摸索着走向社会主义，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走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去、在斗争中学习方法”[36](p430)。这些具体的、现实的政策举措在事实上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展创造了条件，而中国共产党又是一个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的学习型政党，这些成功的经验总是被抽象、上升为系统化、理论化的纲领，以指导接下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再次，民族资产阶级也没有能力领导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能力的缺失，不能仅归罪于反动势力的扼杀，事实上，将视线聚焦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本身，就会发现其天生的缺陷和不足也使其无法作为领导者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后天畸形，其发展水平无论从量上还是从质上来说，都难当重任。黎澍在其《辛亥革命几个问题的再认识》一文中从资本总额、财政贡献以及商会人员总数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清末民初的基本情况：1911年中国只有近代厂矿企业五百六十二家，资本一亿三千二百余万元；1910年清政府所作全国财政预算中，资产阶级所贡献的厘金仅占份额约为9.43%；1908年全国有商会组织二百六十二处（华侨商会不计），有会董、议董和会员共四千五百六十八人（至多不过七八千人）[25](p97)。尽管其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还有所发展，但到1936年其峰值也不过是工农业生产总值的10%左右[26](p1)。由此可见，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绝对力量非常微弱，它根本无力领导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严重的依赖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它的西方前辈不同，它生长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夹缝之中，既受二者的摧残和压迫，又在政治、资金、设备、技术以至市场等方面高度依赖二者。事实上，中国的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无法割断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系。这使得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较诸西欧前辈更为稚弱[27](p177)。因此，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难有坚定立场，在反帝反封建的激烈斗争中易于妥协。指望他们带领中国走上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幸福，无异于异想天开。
（二）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就和综合国力的强大吸引着中国人走向社会主义
从20世纪3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中国人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歆羡和向往是一以贯之的。毛泽东曾说：“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经验，鼓舞着我国人民，它使得我国人民对于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36](p431)出于对苏联的歆羡，中国不仅顺理成章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而且照搬了一整套苏联的政治经济模式。毋庸讳言，苏联模式未必就是正确的，也未必适应中国，但处在当时特定的时代环境中，学习苏联也确是水到渠成的历史必然。
三、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现实逻辑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很多政策举措都在为走向社会主义铺平道路
1.当时中国复杂的外交环境要求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成立前后，最迫切的外交任务就是获得国际承认和国际援助，而此时的世界已经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严重对峙和冷战。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实行封锁、孤立、敌视的政策，企图扼杀新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又怀疑中共会成为第二个铁托，不太愿意大规模地援助中国。因此，新生共和国的外交陷入了困境。更重要的是外交问题与国内经济和安全问题联动，新中国的外交困境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的统一以及战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没收官僚资本改造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国有经济，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措施。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勾结帝国主义势力，压制、剥削民族资本，甚至大发国难财，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已沦为完全的反动势力。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第一步就是没收官僚资本，这是走出旧中国的关键一步，因为中国的官僚资本发展到抗日战争时期已经“垄断独占各种工业部门和各种有利可图的事业”，到1946年“官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约占中国全部工业资本的80%以上”[26](p56)。同时，它也是走向新中国的关键一步，人民政权在没收官僚资本并将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之后，很快便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到1949年，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产值已经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6.2%，占全国大工业产值的41.3%[13](p14)。这就为实现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国营经济的发展并占据越来越高的比重为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抗美援朝加速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步伐。解放战争后期，随着共产党人实际控制中国，美国开始评估和反思“扶蒋反共”政策的得失，其对华态度也开始了微妙的转变。杜鲁门政府认为“中苏之间必然爆发冲突”，美国不应“以自己代替苏联作为对中国的帝国主义威胁”[37](p253)，并尝试与中共政权进行接触。客观地说，此时的中国确实有“骑墙”甚至是亲近美国的空间。然而，出乎美国人和“骑墙派”意料的是，中国没有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袖手旁观，而是坚决支持北方的金日成政权与美国人死磕，这就意味着从此以后中国只能完全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就国内局势来说，这场战争也是对“第三条道路”的重大打击，它表明中国只有社会主义一条路可走。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打出了中国的国际威望，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大大减弱，这就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正如毛泽东所说：“抗美援朝，我们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打得它相当怕。这对我们建设有利，是我们建设的重要条件”[38](p96)。
镇压反革命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氛围和社会秩序。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在大陆潜伏了相当数量的特务、反动武装，企图在将来呼应蒋介石“反攻大陆”。这些特务、反动武装与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匪患，以及对共产党政策心怀不满的土豪、劣绅、不法资本家勾连在一起兴风作浪。他们到处破坏国家财产、刺探情报、暗杀公务人员，不仅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而且危及人民政权的巩固。对此，中共中央有着清醒的认识。毛泽东指出：“剿灭土匪，是当前全国革命斗争不可超越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建立和恢复各级人民政权，以及开展其他一切的必要前提”“镇反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36](p119)毋庸置疑，镇反运动对新生共和国意义重大，它用专政的“铁扫帚”扫除了残留的魑魅魍魉，也使那些蠢蠢欲动的反动分子收敛了对社会主义的攻击，这为之后大规模的社会改造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氛围和社会秩序。
土地改革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了重要条件。两千年来，中国农村社会基本上都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它不仅有暴力机器保驾护航，还笼罩着宗法、道德的神圣光环，既在“定分止争”的意义上成为封建制度政治话语的基础，更在阶级社会的意义上成为维系地主阶级统治的政治经济保障[39](p58)。因此，要消灭封建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就必须要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土地改革运动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封建土地制度，代之以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在这个过程中，农村中的封建势力被扫荡一空，农民也被广泛地动员起来。同时，“农村中的互助组合作事业普遍发展起来，主要是互助组，也有一些以土地入股为主要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有很少数集体农庄”[40](p241)。这些带有集体性、社会主义性质的变化预示着一场更加深刻的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也在悄然兴起。
“五反”运动打击了资产阶级的气焰，加速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促进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五反”运动是在“三反”运动发展过程中引发出来的。“从当时的情况看，在‘三反’运动中揭露出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大量贪污受贿案件，同不法资本家的腐蚀拉拢有密切关系”[41](p26)。事实表明：“中国资产阶级本身也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具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11](p82)但在毛泽东看来资产阶级的问题还不止“唯利是图”“投机取巧”，（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他认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资产阶级即不断向人民政权进攻，有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可能性。他要将“五反”运动当成“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36](p192)。“五反”运动后，“私营工商业开始纳入接受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出现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40](p240)。而国家资本主义又是私人工商业到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过渡形式，这样随着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也是越来越近了。
（二）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工业化进程中的路径选择推动了社会主义方向的转变
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存在，代表这种势力的外资企业在中国的优势地位，始终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难以逾越的障碍，也最终压制和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23](p18)。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竞相涌入中国，他们凭借政治、经济优势逐步垄断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在金融、交通、工业等几乎所有的现代产业中都占据垄断地位。到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外国资本控制的企业，占中国生铁产量的95%以上，机械采煤量的65%以上，发电量的55%以上；棉布产量中，外厂所占比例最高达到65%；卷烟产量中，外厂所占比例最高达到58%[24](p128，130-131)。外资和合资银行中的存款甚至高于中国银行，且信誉较中国银行更高。更何况外资企业还享有格外的政治和税收特权，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如何能与之竞争？
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之后，苏联对中共的疑虑仍未消失，这时它的主要关切有两点，一是中共政权的性质；二是中共与苏联的关系。简而言之就是“中共夺取政权后是否会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并保证对苏联的忠诚”。这是莫斯科在确定苏联全面改变对华政策之前迫切需要切实掌握的情况[37](p89)。中共基于实事求是的原则，在不具备立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条件下，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原本苏联对这个理论是赞成的，“但是这种立场在与铁托决裂的同时完全改变了，俄国人这时拒绝承认中国人的主张”[46](p71)。对转变后的苏联和斯大林而言，中共的多党合作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理论和苏联模式的背离和挑战，绝不是什么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苏联和斯大林告诫中国领导人：中共执行的是与资产阶级的“调情”政策，中国城乡随时都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47](p110)。在苏联的巨大压力下，为了取信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诚意，中国旗帜鲜明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是当时的客观环境使然。
2.工业化进程中的困难和路径选择。新中国是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的，毛泽东对这种情况曾作过生动的描述，他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36](p329)。
中国人民迫切想要实现工业化，摆脱这种“一穷二白”的贫穷落后状态。但是，现实是残酷的，“一穷二白”的中国缺乏实现工业化的必要的原始积累。在近代历史上，西方资产阶级通过殖民掠夺、黑奴贸易、商业战争等形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借此开启了他们的工业化进程。但是新中国不可能走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邪路，也没有很好的外援可以利用，因此不得不主要依靠国内的积累来为工业化积累资金[39]，也就是只有依靠工农业的剪刀差和压缩消费来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对此毛泽东也说过：“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36](p432)但是“小农经济增产不多，而城市粮食的需要年年增长”[36](p297)，仅凭市场上流通的商品粮根本无法支撑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情势所迫，政府只能人为扩大工农业剪刀差，实质上是牺牲农民利益，来积累资金哺育工业。对当时的决策者而言，“如果不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要求农民多提供一点积累，工业化资金哪里来？”[15](p280-281)
毛泽东曾说：“（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困难。”[36](p430)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和解决愈来愈严重的粮食供需矛盾，中共中央于1953年出台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简称为“统购统销”），该决议使政府以大大低于市场水平的价格征购了农民绝大部分余粮，为解决城市商品粮危机和工业资金短缺作出了巨大贡献。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以后工农业剪刀差逐年扩大，尤其是1953年以后工农业剪刀差的绝对量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1952年的剪刀差绝对量是74亿元，1957年达到了127亿元，1978年更是上升到364亿元。工农业剪刀差绝对量的平均值大体已经相当于1963年到1985年全国预算内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值。可以说，这30多年来国家工业化的投资主要是通过剪刀差取得的，是剪刀差奠定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初步基础[49]（p68）。
（三）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和抉择加速了社会主义的到来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我们也不否认英雄人物在历史中的特殊作用，特别是重大历史抉择的重要关头，伟人意志往往对历史的走向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思考在某种程度上就决定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时机和方式。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对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认识逐渐产生变化。他开始放弃过去关于“私营工商业是会长期存在的，我们不可能很快实行社会主义”[36](p61)的提法，转而强调“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36](p231)。1953年毛泽东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标志着毛泽东完全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中国开始快步迈向社会主义。
在毛泽东思想发生转变的同时，党内高层仍有许多领导人坚持原来的认识。因此，分歧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分歧的具体表现有很多，包括东北富农问题、山西互助组问题、新税制问题等等，但实质只有一点：“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认为社会主义必须要有发达的生产力作基础，（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现时的“中心任务”应该是“恢复与发展中国的经济”[50](p426)，为将来走向社会主义提供条件。因此，目前应该“先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让它稳定发展。”[40](p346)简言之就是“新民主主义阶段，要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15](p198)。毛泽东对此大不以为然，他说：“‘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怎样确法？每天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确立，是很难哩！”[15](p65)并若有所指地批评道：“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在毛泽东看来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认识应该随之变化，还固执地坚持过去的观点就是“裹脚的老太太”犯了保守主义的毛病。
促成毛泽东的思想发生转变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变化。新中国刚成立时整个社会经济可以说是千疮百孔，为了利用资产阶级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也为了避免“将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51](p7)，必须要采取新民主主义的政策。但是，到了1952年，中国的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一些超出原来预料的变化。首先，在以巨大财力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奇迹般提前完成。其次，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产值比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49年，私营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8.7%，而国营工业只占26.2%，到了1952年，国营工业的产值比例上升到41.5%，而私营工业则下降到了30.6%[13](p42)。在工商业领域中，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实际上已经开始。此外，在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事业普遍发展起来。继土改之后的一场更加深刻的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也在悄然兴起。这些显然不是一串简单的数字，而是正在逐步实现转变的中国经济社会形态的集中反映[40](p240-241)。相较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局面，正所谓“攻守之势异也”。毛泽东敏感地察觉到了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他认为现在已经具备开始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
历史太复杂，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毛泽东当年的认识或许有些片面和绝对，他过高估计了阶级斗争的激烈和先进生产关系的反作用，过早消灭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但是，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我们不能不承认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过渡的认识总体上“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产物”[15](p215)。正因为毛泽东的认识是特定历史形势发展的产物，是历史必然性的体现，所以“全党很快统一到毛主席的正确思想上来”[15](p66)。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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