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就预见到“要准备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但是，仍然希望能够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生意。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时，千方百计争取苏联的经济援助，同时指示国内“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作生意”。
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只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施加压力，新中国将会是一个短命的政权。美国国会很快出台《美国1949年出口管制法》。由此，美国对中国实施“对华贸易管制”，禁止向中国出口包括军火、钢铁、车船在内的战略物资。这是美国采取对中国武器禁运政策的开始。
1949年11月22日，美国又伙同英国、法国等一些国家举行秘密会议，商量如何遏制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会后不久，一个不公开的组织“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成立，负责“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因其总部设在了巴黎，通称为“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
1950年12月3日，美国宣布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不久又宣布禁止一切在美注册的船只驶入中国大陆港口。
朝鲜战争爆发后，1951年5月，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大会通过《实施对中国禁运决议》，强迫与会各国参照美国对华禁运货单对中国实行禁运，品种多达1700余种。自此，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
尽管如此，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着眼国家建设，一直设法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1953年12月，中国首先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制度的国家，在相处中实行对等的约束和自我约束。它不仅包含了处理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原则，同时也包含了处理经济关系的内容。1954年7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结束“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努力创造条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毛泽东还特别强调：
【“增强外交工作阵营。为保护建设和工业化，没有外交阵营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1954年8月24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以英国前首相艾德礼为团长的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并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谈话。毛泽东向客人们介绍中国的国情，以说明为什么中国那么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他说：
【“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想，这也是英国、法国所需要的。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你们赞成吗？如果赞成，就让我们订一个条约，当然不是今天下午订，订个几十年不打仗的条约。谁要打仗，就反对他。我们没有别的本钱，只有一桩，就是老百姓。”】
毛泽东还特意提到了美国。他说：
【“中国、苏联、英国和其他各大国都靠拢些，也包括美国在内。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政策。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这个工作英国人好做，因为我们和美国人彼此骂得很厉害。”】
195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会见杜洛克率领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时候，就问杜洛克：“你看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很久还是不很久，你如何估计？”毛泽东进一步说明，我们想要与法国进行的交易不是指一般的做生意，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供应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杜洛克答道：“我们在这方面可以做一些工作。”
毛泽东于1957年5月和1963年9月，两次会见担任过两次法国总理的富尔先生，并与其深入交谈。富尔第二次访华实际上是担负建交谈判任务的，因此他回去后中法即宣布建交。
在1957年5月的会见中，当富尔向毛泽东夸赞中国取得的进步时，毛泽东真诚地向客人强调，新中国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比较起来成绩还很小，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毛泽东说：“你们亲眼看到我国的情形。看到我们是多么落后。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他特地请富尔介绍了法国的农业情况，作为借鉴。
在富尔谈到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问题时，毛泽东作出极具寓意的回答：
【“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绝不依靠苏联。如果我们曾向苏联要求专家和机器，那是因为我们有这种需要，我们不能没有这一切。但是专家工作完毕后，还是要回去的，而且我们所取得的东西，全部是要付出代价的。”】
19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的对外经贸发展遇到严重困难，毛泽东更多地考虑如何发展同西方的经济合作。他对法国议员代表团说:
【“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还是可以合作。”
“希望你们把什么禁运战略物资也反掉。”
“我说，总有一天会突破这个缺口。”】
他甚至提出：在一定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技术。但是，由于西方的继续封锁，只从法国、英国引进了一批汽车和石油化工制造设备。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先后四次会见来华访问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在交谈中表达与美国改善关系的期待。毛泽东特地提到在提高生产力方面要向美国学习。实际上，毛泽东一直思考如何向西方国家学习，提高生产力。他在1956年4月在会见丹麦驻华大使时，提出要向丹麦学习，准备派两个代表团去丹麦考察农业和合作社。毛泽东向大使还表示，中国虽然地广人多，但力量还很弱，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
【“如果美国人愿意的话，我们也愿意向他们学习。”】
尽管西方国家的封锁和禁运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很大困难，但在“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指引下，中国的党和政府着眼中国国情，集中力量办大事，通过工业化，为积弱积贫的新中国打下钢筋铁骨，实现“站起来”的目标。在此期间，中国利用一切机会，特别是利用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开拓了与西欧和日本的民间贸易渠道，为打破封锁和禁运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伟大成就，影响了整个世界，更影响了美国。特别是
【“(1964年)10月16日，中国宣布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核大国已经崛起的事实。”
“美国朝野逐步认识到，或者说是体会到，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日益增强并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承认。美国企图长期孤立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拒不与之来往，既不合情理，也做不到。美国处理对华关系中的这种内在矛盾到60年代中期已经基本上无法再协调下去了。”(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第314页、3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971年春，毛泽东主导的“乒乓外交”，突破性地将中美关系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尼克松后来回忆道：
【“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
“四月十四日，我宣布结束已存在二十年的对我们两国间贸易的禁令。”】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和禁运，在官方的层面终于的到了突破。中国迅速抓住当时西方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急于寻找海外市场的机遇，积极行动，加快对外开放步伐。中美贸易额由1971年的不足500万美元急增到1973年的8.05亿美元。更重要的是，很快制定和推动从西方国家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四三方案”的实施。
“四三方案”首先针对人口迅速增长带来的物质匮乏的问题，引进重点放在解决人民吃饭穿衣的项目上，主要是化肥和化纤工业，这两方面用汇占总额的50.7%，冶金及能源工业降到了次要位置，各占20%左右。引进的成套技术设备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陆续投产后，我国人均纺织品年消费量从1965年的19尺，提高到1978年的25尺，1982年进一步提高到32尺，使中国人民在1984年告别了“布票”。通过引进化肥技术设备，我国年产尿素1593万吨，肥效接近小化肥的三倍，可增产稻谷6500万—8000万吨，占2000年全国粮食产量的16%。九十年代初，中国人民告别“粮票”，引进化肥项目功不可没。
特别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化肥还是化纤，其主要原料都是石油。当时随着大庆油田等油田的开采，中国的石油年产量从1959年的313万吨，提高到1972年的4567万吨，不仅自给，而且有余。正因为有了这个基础，引进的成套技术设备才能迅速、充分地发挥作用。
1952年就开始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吴庆彤（先后任国务院秘书厅秘书室主任、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和国务院办公室主任），于1997年出版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书。此后在2002年和2013年两次修订再版。他在书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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