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于安思危，于治忧乱。’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战胜风险挑战中壮大，始终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实施对我国经济上的封锁、禁运，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面对封锁、禁运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严重风险挑战，党领导人民开展了一场反对封锁、禁运的斗争，取得了宝贵的反封锁、反禁运斗争经验。
最大限度挽回国家的经济损失
1950年朝鲜战争一开始，美国就加紧对我国实施封锁禁运，颁布有关管制对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的战略物资输出等法令，宣布冻结中国政府在美的资产、中国人民在美的银行存款及其他财产。1951年5月，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实施通过对中国禁运的决议》，向中国禁运武器、弹药、原子能材料、石油以及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等，品种多达1700余种。由此，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新中国在对外贸易上遇到了严重困难。
早在全国解放之前，党中央就预见到“要准备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当时的基本判断是：在经济上要准备他们不买我国出口的货物，不卖给我们需要的东西，但也要看到他们不可能把我们完全封锁死。我国地方大，南方北方都有出口通路。另外，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我们可以利用。各国商人要赚钱，即使你不做生意，他还要做生意。因此，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是完全可能的。
基于这些判断，党领导人民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采取一系列措施，沉着应对各类风险挑战，针锋相对地展开反封锁、反禁运的斗争。
中央有关部门采取紧急措施，从多种渠道抢购物资，尽量减少外汇损失。1950年12月，我国政府决定停止对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的结汇输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改用“先进后出”为主的易货贸易方式。同时，充分利用私营进出口商同国外厂商的历史联系和良好信用关系，在国家支持下积极开拓进出口业务，取得了良好成绩。在这些策略的指导下，至1951年12月，外贸部门抢购抢运了价值达2．2亿美元外汇和物资，最大限度地挽回了国家的经济损失。
调整生产，自产自给，反击封锁和禁运
封锁和禁运政策给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恢复造成严重的困难。因为进口困难，我国许多工业原材料、设备器材处于紧缺状态。
为改变这种状态，我们首先加紧创制须从外国尤其是禁运国进口的物资器材。1950年8月，政务院颁布《关于奖励有关生产发明、技术改进及合理化建议的决定》，提倡工人、技术人员、职员和从事有关生产的科研人员进行发明创作。同时，大力增强原本依赖进口的原材料的生产能力。为满足国内生产对橡胶原料的需要，除注重提高原产量外，还在雷州半岛建立橡胶和热带经济作物农产，扩大生产。除了“开源”，还提倡人民创造和使用替代品，提高原有设备利用率，开展节约运动。
封锁和禁运政策实施后，我国一些以外销为主的产品特别是农副产品等也遇到了严重困难。为减少产品积压，我们首先适应国内市场，调整外销产品的生产，便利外销产品在国内的销售。1950年7月，中财委发布《关于适当限制某些已经过剩或饱和状态产品的生产的公告》。《公告》指出：过去仰赖外销市场、目前生产能力已超过需要的工业，如地毯业、手帕业等，应按销售情况适当限制产量。对确实供过于求的一些外销产品，调整为停止生产或减少生产；将一些依赖外销的产品改为生产适应国内市场的产品，如潮汕抽纱的生产由制造华贵装饰改制枕套等日用品。
我们还积极举办物资交流会、展览会和订货会，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充分发挥国营商业和小商小贩的积极性，开辟了外销产品的国内市场，有力打击了西方国家对我国出口产品的遏制。
利用矛盾，灵活贸易，打开国际市场
尽管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封锁、禁运，但我们始终坚持多样的贸易形式，与西方国家开展了灵活机智的斗争，逐步打开国际市场。
积极扩大对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对外贸易。1951年召开的全国对外贸易管理会明确指出，在尽可能扩大内销、争取国内自给自足的基础上，扩大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我们一方面改进国内出口物资的结构，适应苏联等国的需要；一方面向这些国家明确提出今后数年内我国对工业器材和工业原料的需求。通过这些举措，我国与苏联及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额大幅上升，减少了对资本主义市场的依赖。国内所需的工矿、交通、建设器材等重要物资，也得到了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供应和支持。
印度、缅甸、巴基斯坦等新兴独立国家，虽然在美国的胁迫下不得不参加对我国的禁运，但禁运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贸易受到了损失和影响，一些国家与我国进行贸易的需求很迫切。我们充分利用这个机遇，在东南亚、南亚打开缺口，争取到一部分战略物资和其他重要物资的进口。
在扩大对人民民主国家、新兴独立国家贸易的同时，中央强调“资本主义世界不是铁板一块”，要求采取积极措施，发展对日本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争取重要物资进口。实际上，英国、法国等国为维护自身利益，也设法以香港、澳门为基地，与我国进行贸易。在中共港澳工委领导下，内地建设所需大量物资，包括当时朝鲜战场急需的药品、油料、轮胎等禁运物资，被秘密运入；内地出口的农副产品也通过香港转为出口。在西方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时期，香港、澳门成为转口贸易的重要通道。
我们还十分重视对西方国家的民间贸易。1951年派代表团参加在莱比锡、布拉格举办的国际博览会，宣传介绍新中国进出口贸易及市场情况。1952年的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同30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100多个工商团体和企业进行广泛接触和洽谈，同英国、法国等11个国家的50多个工商企业签订了总值达2．24亿美元的贸易协定，在西方禁运的壁垒上打开了缺口。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西方国家封锁、禁运带来的巨大压力，党和政府采取了坚决的斗争态度和有效的应对策略，成功地使美国等西方势力的企图遭到失败。我国对外贸易在逆境中得到较快发展，由1950年的11．3亿美元，增长到1952年的19．4亿美元，增长1．5倍。
反封锁、反禁运斗争的成就，促进了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促使中国人民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新国家。正如周恩来在总结这一斗争时指出的，“帝国主义者的‘封锁’和‘禁运’，正好被我们用以肃清在中国经济中的半殖民地的依赖性，缩短我们在经济上获取完全独立自主的过程，而真正受到打击的，反而是他们自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董晓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王小宁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