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2013年，中央提出“经济新常态”后，中高速增长逐渐被社会各界广泛接受。但近来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增速跌破7%，经济增长焦虑症加剧，悲观情绪蔓延，“中国增长极限论”“中国经济增长长期停滞”等论调也应运而生。由于国内外各种条件的变化，我国再继续保持过去接近10%的高增长已不现实，但是中国经济有足够潜力支持在未来10~15年内保持中高速增长。
【关键词】后发优势要素禀赋中国经济
2013年中央提出“经济新常态”后，中高速增长逐渐被社会各界广泛接受。但近来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增速跌破7%，经济增长焦虑症加剧，悲观情绪蔓延，很多人在担忧中国经济能否顺利从高速增长切换到中高速增长，中高速增长到底能否实现？“中国增长极限论”、“中国经济增长长期停滞”等观点也在应运而生，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走到极限，将无可避免陷入长期低增长。我们认为，由于国内外各种条件的变化，我国再继续保持过去接近10%的高增长已不现实。但是不保持高增长并不意味着不增长或低增长，中国经济有足够潜力支持未来10-15年内保持中高速增长。
一、后发优势决定中国经济潜力巨大
林毅夫认为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利用这些差距，通过技术引进的方式来加速技术变迁，从而使经济发展的更快。[3]林毅夫通过研究认为中国的后发优势还很明显，在现有基础上还可以持续20年的高增长。[4]
后发优势的核心是技术差距，但技术差距很难用数字来描述，因此经济学家在衡量后发优势时选择了人均收入水平来替代。人均收入水平反映了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劳动生产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技术决定的。基于此，我们可以通过人均收入水平的比较来判断一个国家的后发优势。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比较需要，我们选择了麦迪森项目统计的人均GDP数据。[5]我们以美国作为先进国家，1906年美国人均GDP超过英国，在全球仅次于瑞士等小型国家，此后美国的人均GDP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技术水平之领先也是众所周知。我们选择了两类后发国家：一是德国和日本，二战前他们已经跻身世界发达国家行列，由于受二战的打击，迅速跌落，二战结束后在和平环境中又高速增长，成为当前全球重要的经济体。它们都是大国经济体，在发展中也都采取了出口导向型战略，这两点和中国很类似。二是新加坡和韩国，这也是二战后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追赶型增长的典型，它们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在于区域共同，文化类似。
二战后日本经济的真正恢复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道奇计划的援助下，日本经济从战后的恶性通货膨胀中走出，走上了高速增长通道。1955年日本GDP增长6.2%，随后的1956-1973年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9.2%。1950年日本经济恢复增长时其人均GDP是美国的20.09%，随后一路追赶，1970年其人均GDP与美国人均GDP之比突破60%，高达64.63%，此后，人均GDP结束了此前的高速追赶，到1979年才突破70%。就增长速度而言，1970代以后GDP增速也开始从高位滑落，1974年其增长中枢从前期的10%下滑到了5%左右。
图1日本GDP增速与人均GDP变动
德国二战后的高增长始于1950年，1951年GDP增长9.7%，此时德国人均GDP已经高达美国的40.59%。1955年德国GDP增速创下12.1%的战后高点，随后开始回落，1958年回落到4.5%，当年德国人均GDP为美国的63.37%。在整个60年代，德国的人均GDP基本维持在美国的68%左右，此一时期德国GDP增速已经从50年代的8.2%回落到4.4%。1970年德国人均GDP占美国之比突破70%，整个70年代这一比例保持微弱上升，追赶速度迅速下滑，其年均GDP增速也下滑到2.9%，基本结束了追赶型增长。20世纪80年代开始其人均GDP与美国之比开始回落。
图2德国GDP增速与人均GDP变动
图3德国不同时期经济平均增速（%）
韩国1950年的人均GDP仅是美国的8.93%，随后开始缓慢增长，1953-1965年间基本都在10-11%的区间徘徊，这一时期经济增速也相对缓慢。1966年其人均GDP突破美国的11%，启动了高速追赶周期。1966年其经济增速也从上年的5.19%增加到12.7%，随后其人均GDP一路追赶，保持持续上升态势，直到1998年由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其人均GDP占美国之比出现了短期下降，此时其人均GDP已经高达美国的51.78%。金融危机结束后，韩国的GDP增速也再下一个平台，此时韩国人均GDP占美国之比已经突破了60%。
图4韩国GDP增速与人均GDP变动
1950年新加坡人均GDP为美国的23.21%，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这一比例没有明显变化，甚至还有所下降，这说明当时新加坡并没有发挥后发优势展开追赶型增长。1966年新加坡GDP增速突破10%，高达10.87%，此后其经济连续8年保持在10%以上的增长速度，其人均GDP占美国之比也从1966年的20.46%迅速上升，1984年这一比例在创下54.36%的历史新高后开始回落，回落三年后又开始增长，其GDP增速也在1987年重新出现了10%以上的增速。新加坡的追赶型增长的起点是其人均GDP在美国20%左右时，其后一路追赶增长，其增速并没有明显的中枢转换。
图5新加坡GDP增速与人均GDP变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实现了较快增长，但由于人口增速也很快，人均GDP与美国之比长期稳定在5%左右的水平，并没有出现对美国的快速赶超。1978年我国人均GDP为美国的5.32%，此后这一比例开始保持连续上升态势，到2010年已经高达26.43%。这一时期，我国GDP也保持了高速增长，年均增速达到9.8%。这个追赶过程和上述两组国家的发展历程有相似性。
图6中国GDP增速与人均GDP变动
通过以上国家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几个结论：
第一，后发优势在落后国家是存在的。上述国家在人均GDP远落后于美国的情况下均出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其人均GDP快速追赶美国，这一过程与后发优势论的描述大体一致。
第二，各国启动高增长追赶周期时人均GDP与美国的差距水平各异。日本、德国、韩国、新加坡、中国分别在人均GDP为美国的20%、40%、11%、20%、5%时出现了高增长。而各国在追赶型增长时期的表现也基本上吻合越落后赶超越快的假设。
就中国而言，2010年人均GDP为美国的26.34%，与日本、新加坡追赶型高增长周期的起点差不多，在这一水平上，日本实现了从1956-1973年间持续14年的9.2%的年均增速，新加坡实现了从1969-2007年28年间年均10.67%的高增长，韩国实现了1983-2000年17年间年均8.14%的高增长。从以上国家的经验看，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在当前水平上保持10-15年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并非难事。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测算，以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美国的26%作为起点，如果我们接受各国发展中出现的人均GDP为美国60%为经济增长减速门槛的话，中国达到这一减速门槛还有多少年。假设中国人均GDP保持7%的年均增速，美国保持3%的年均增速，在不考虑人民币汇率变化的情况下，从2010年算起需要21年中国人均GDP才能达到美国的60%。这意味着中国还可以保持21年的远超美国增速的中高速增长。
表1中国不同情境下达到减速门槛所需年份
注：实现目标所需年份进行了整数处理。
以上我们从后发优势理论出发，根据二战后后发国家赶超增长的事实推演了未来中国持续高增长的前景。从后发优势的理论出发，一国经济越是落后，其经济增长速度越高。但反观现实，我们发现今天有大量落后国家陷于低增长的泥潭，有部分发展中国国家不仅没有赶超发达国家，反而在不断拉大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就是说，落后只有发展的潜力，但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发展。对中国而言，由于中国经济相对于先进国家——美国而言还处于非常落后的水平，其未来经济增长仍然可以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这种增长潜力能否成为增长现实，还要看其他条件的配合。阿伯拉莫维茨指出，其所提出的追赶假说仅仅是一种假说，把握这一假说的关键在于“潜在”与“现实”的区别，这一假说下的经济增长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只有在一定的限制下才能成立。[6]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包括技术、教育水平、制度质量、国际环境等因素在内的一系列条件。我们在接下来会分析其中的一些条件，这些条件表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不仅是潜在的，而且是现实的。
二、要素角度看经济增长潜力
根据经典的柯布-道格拉斯增长函数：
（其中，Y是总产出，L是劳动投入，K是资本投入，A是现有综合技术水平下的生产率），产出的增长主要取决于劳动力、资本的增速和生产率的提升。因此，我们可以从劳动力、资本和生产率提升的前景来分析经济增长的潜力。
国内已经有众多学者通过多种计量方法研究了资本、劳动力和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通过生产函数法估算资本存量、劳动力等变量对未来的潜在增长率进行了测算。在此，我们不打算重复这些研究。我们换个角度，从资本、劳动力、生产率未来的潜在可能来分析经济增长潜力。
1、劳动力
经济学家认为人口红利是支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前面已经指出近几年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老龄人口增多，人口红利在减弱，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也受到威胁。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人口红利减弱并不意味着我们未来没有人口红利了，劳动力仍然能够支持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
我们认为，人口红利不能一概而论，人口红利可以分为数量红利和质量红利。从纵向看，人口数量红利确实在减弱，但并非没有潜力可挖，而且从横向国际比较看，我国人口数量优势仍然存在。人口质量红利则远远还没有发挥出来。
（1）人口数量红利
表2劳动力人口规模单位：人
表3中国和印度15-64岁人口预测单位：千人
图7我国按三次产业分就业人员数
图8农业就业人员比重（%）
（2）人口质量红利
所谓人口质量红利是随着人口质量提升，高素质的人口将因其知识、技术、经验等积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如果说人口数量红利给经济带来的是外延式扩张，那么人口质量红利给经济带来的将是内涵式增长；人口数量红利推动了中国经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人口质量红利将推动中国经济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人口数量红利因其巨大人口规模和年轻的人口结构贡献了低成本、高储蓄、高投资，实现了经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型高增长，人口质量红利则可能因人口的知识、技术、经验而实现创新驱动型增长。如果人口数量红利主要从规模和年龄结构来衡量，那么人口质量红利则可以从其教育程度、技术水平等角度去衡量。也正是从这些角度看，我们认为中国正在进入人口质量红利周期。
第一，研发人员总量迅速增加，跃居世界第一。根据科技部的统计，2007年我国研发人员为173.6万人年[7]，2013年增加到353.3万人年，年均增长12.57%，远高于GDP增速。不仅如此，每万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也从2007年的23.1人年增加到45.9人年，接近翻番。
表4全国研发人员总量（2007～2013）
从国际比较来看，我们已经拥有全球最多的研发人员。2012年，中国研发人员总量为3246840人年，已经超过除美国之外的G7国家的总和。联合国的统计中没有提供美国的数据，但根据国内研究机构的统计，2011年中国的研发人员数量就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占到世界总量的25.3%，超过美国研发人员总量占世界总量的比例（17%），居世界第一。[8]
表5世界各国研发人员总量（人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了美国研究人员的数量，如下图所示，90年代以来，中国研究人员数量快速增长，并在2006年超过美国保持总量第一。金融危机后虽然总量有所减少，比美国略少，但在2011再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研发人员总量对于一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一国最核心的生产要素和竞争力。
图9各国研究人员总量变动（人年）
图10普通高等学校毕(结)业生人数（万人）
在我国受高等教育人口中，理工科毕业生比例很高，可以为技术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研发人员。2013年，本科毕业生中理工科毕业生总量为130.76万人，占比40.87%；研究生中理工科毕业生22.64万人，占比44.08%。从国际比较看，2010年全球大学理工科毕业生总量为550万人，其中中国达到129万人，美国为52.5万人，印度46万人，日本32万人，德国13万人，韩国12.4万人，英国11.8万人，中国优势非常明显。[9]
第三，每年大量海外人才回流也扩大了高素质人才队伍。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出现了一个出国留学潮，大量优秀人才出国留学，很多学成后选择了继续留在国外。近些年来，这一局面正在改观。如果我们用当年学成归国人员和出国留学人员之比来衡量留学归国比例的话，这一比例已经从2007年的30.56%上升到2013年的85.51%。2007年，4.4万名留学生回到国内，2013年当年有35.4万名留学生回到国内。这些人员基本都在国外接受了高等教育，他们回国充实了我国人才队伍，提升了人口质量红利。
表6出国留学人员和学成归国人员单位：万人
第四，我国在人口质量上与先进国家还有差距。虽然我国已是全球教育大国，但是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仍然比较低。2013年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26.7%，与巴西、印度大体相当，远低于俄罗斯和高收入国家的76.14%和75.1%。差距说明我国仍然有大量人口可以就读大学。由于历史原因，我们的入学率很难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即使我们能够达到发达国家的一半，未来我们的入学率仍然可以再提升10-15个百分点，那就是几千万高素质劳动力供给。
图11高等教育入学率（%）
另外，从研发人员的密度来看，我国差距也是明显的。2012年，我国每百万人中研究人员为1020人年，大体上是发达经济体的1/4左右。比印度则大大领先。每一千就业人员中拥有研究人员1.83人年，也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表7研究人员密度比较（2012）单位：人年
上述数据一方面表明我国人口质量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但换个角度也恰恰说明我国人口质量还有巨大提升空间，而人口质量的提升则可以为经济增长释放更多人口质量红利。
2、资本
资本的增长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它的空间和增长潜力也影响着经济增长潜力。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资本与投资有联系，但也有差异。柯布-道格拉斯模型中的资本是指资本存量，而投资则是流量；但每年投资所形成的固定资本形成会贡献资本存量。投资是从结构来衡量经济增长，资本则是从过程来推动经济增长。
目前我国官方并没有披露资本存量数据，众多学者如张军和章元（2003）、孙琳琳和任若恩（2005、2014）、单豪杰（2008）、陈昌兵（2014）等均对我国资本存量进行了估计。佩恩表则统计了各国按购买力平价计量的资本存量数据。基于国际比较的需要，我们选择以佩恩表的数据来展开分析。
佩恩表以2005年美元价格提供了各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资本存量用于国际比较。从下图可以看到，1978年以来，我国资本存量快速上升，到2011年达到45.26万亿美元，而同期美国资本存量为41.49万亿，我国已显著超过美国。
图12中美资本存量比较
资本存量的快速增长成为中国经济30多年来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如下图所示，出于数据验证的需要，我们在图中除了列出按佩恩表数据计算的中美两国资本存量增速外，还提供了按国内学者陈昌兵估算的资本存量计算出来的增长速度。从图中可以看出，虽然陈昌兵估算的资本存量和佩恩表计算的资本存量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增速基本保持同样的走势。我国资本存量增速远高于美国，这也部分解释了我国经济增速远高于美国的原因。
图13中美资本存量增速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本存量增速保持了震荡上行的基本态势，新世纪以后更是一路走高，无论是佩恩表还是陈昌兵的计算，资本存量增速高点都出现在2009年，2009年后，这一增速有所下行。从未来看，随着规模不断增大，资本存量要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有所困难，但资本存量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中高速增长仍然可能。如下图所示，我国虽然资本存量总量规模大，但平均规模仍然很小，2011年我国每个劳动力拥有的资本存量仅大体相当于美国的20%，相当于日本1960年代和韩国、台湾1980年代的水平，而那个时期，日本、韩国、台湾均还处在高速增长期。
图14劳（劳动力）均资本存量相当于美国的比例（%）
3、生产率
图15全要素生产率与美国之比
注：数据中的1分别代表德国1950年、日本1956年、韩国1966年、新加坡1966年和中国1978年，终年数据为2013年的数据。
目前所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都是学者们的计算结果，而学者们的计算由于方法和采用的数据差异，结果也有差异。虽然上述研究得出的趋势基本一致，但无法准确描述未来的增长空间。在此我们替代性采用了劳动生产率来管窥生产率改进拓展的经济增长空间。[10]
图16各国劳动生产率比较
以上证明了我国生产率改进空间很大，这一方面意味着我国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和集约型转型，另一方面意味着我国未来可以通过生产率改进继续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1][1]本文为中央党校重大委托课题“中国经济新常态研究”的阶段成果，文责自负。
[2]GerschenkronA.,EconomicBackwardnessinHistoricalPerspective,Cambridge,HarbardUniversityPress,1962
[3]林毅夫：《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经济学（季刊）》，2003年7月第2卷第4期。
[6]AbramovitzM.，ThinkingaboutGrowth,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9.
[7]人年是国际科技统计中专门用于国际比较统计的一个数量，1人年相当于1个研发人员全职工作1年。
[8]陈劲主编：《国家创新蓝皮书：中国创新发展报告（2014）》，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9]参见许元荣：《从人口数量红利到人口质量红利，中国开启新“人口红利”时期》，一财研究院报告。
[10]全要素生产率指的是全部产出与全部要素的综合之比，而劳动生产率只是产出与劳动的比，前者的含义和内涵要比后者大得多，严格意义上后者无法替代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