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从阐述跨文化研究学科发展历程及其对于回应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的内涵价值出发，分析跨文化交际与传播研究助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四个主要途径，最后以“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课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为例，进一步阐明跨文化研究对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跨文化研究；国际传播；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
一、跨文化研究对于全球性挑战日益凸显的新时代具有强大解释力
当今世界，全球化正反力量碰撞，多元文化价值激荡，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影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在此背景下，平等对话、团结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类共同价值的意义显而易见，然而一些国家倒行逆施，导致逆全球化和新民粹主义思潮愈演愈烈，使得整个世界陷入困境和风险之中。一些国家的政客纷纷从本国利益出发，唇枪舌战，相互指责，不仅不能带来趋好的改变，反而激化矛盾和冲突。面对此情此景，本文提出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大力推进跨文化研究，在借鉴、吸收、批判和扬弃国外跨文化研究理论的基础上，打造中国跨文化研究学科理论体系，以此增进不同文化及不同价值体系群体之间相互理解、和平共存、和谐相处、友好合作，在交流与合作中展示中国国家和民众形象，促进民心相通。
二、跨文化研究助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主要路径
作为全球化、国际化和多元化时代一个颇具解释力的新兴学科，跨文化研究对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以理解文化差异为目的的比较研究
这是一种传统的跨文化研究视角，将文化作为知识和信息，针对明确的文化群体，特别是民族国家，通过对比两个国家文化在各文化维度上的异同，了解不同文化模式和特征。跨文化比较研究在当前仍然是很多学者广泛采用的研究视角，这类研究通过比较分析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在价值观、文化心理、社会习俗、交际风格、话语特点、非语言行为等方面的异同，形成对不同文化模式和特征的理解，即“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为政府和媒体机构采取“一国一策”原则、制定具有适用性的国际传播方案提供学理支撑。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进行“一国一策”分众化精准传播时，一方面不能只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忽略了交际和传播的语境变化和受众多元性。另一方面，也不能一味强调文化的异质性而忽略共性，从传播效力和现实性的角度来看，可以采取点面结合，从传播对象在文化核心维度上的差异而非国别差异来考虑精准施策，如伊斯兰文化圈、儒家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社会习俗和话语习惯方面有其各自的特点，可以为制定国际传播方案提供参考依据。
（二）以促进适应、解决冲突为目的的过程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人文交流活动，通过多种途径推动我国同各国的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民间交流广泛而灵活，容易为人所接受，因此要挖掘民间潜能，形成人人都是中国形象和中国文化传播者的局面，以千千万万个体的言行举止演绎丰富多彩的中国故事。无论是海外中国留学人员、华人华侨、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还是在国内的来华留学生、高校外国专家、跨国企业外籍员工，都应该成为国际传播和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力量，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做好“离岸传播”，培育“在地”传播者是当前的重要研究课题。
跨文化过程研究以人际和群际之间的交流互动机制为研究对象，通过案例研究，对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话语表达及其背后的文化心理、情感、认知进行微观层面的分析，解释交际成功或失败的原因。跨文化心理学家彭凯平指出，跨文化沟通的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方文化的主流社会是否能够从我们的文化中找到某种心灵的感应、生活的乐趣和思维的快乐。也就是说如何让对方动心、动情和动脑，是跨文化沟通所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只有在这些问题考虑清楚之后，才能向对方宣传我们的理念、观点和信息。大众的心理决定了跨文化沟通的效果。这一论述充分说明跨文化心理研究可以解决中外人文交流中的诸多问题，对于促进民心相通具有重要意义。
（三）聚焦不平等和话语赋权的批判研究
（四）聚焦文化杂糅的转文化研究
全球化和国际化时代背景下，世界人口流动频繁，导致文化杂糅现象凸显，用单一国家或地区文化作为标签来描述某个具体文化现象基本不可行，需要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新时代媒介文化传播当中“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新趋势，传播学学者将这类跨文化研究称为转文化传播，跨文化交际研究常用“第三文化”或“第三空间”（ThirdCulture，ThirdSpace）来解释这种复杂的文化杂糅现象。这是一种非本质主义的文化观，是对传播受众的一种更加复杂化、精细化、区别化的研究，符合“精准传播”的要求。
概括起来，跨文化研究可以分为跨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交际两个维度以及比较研究、过程研究、批判研究和文化杂糅研究等四个视角。跨文化传播多以政府和官媒为主体，以国家形象、理念、政策、文化的传播为核心内容，多为有意图、有设计、有剧本的传播，民族中心主义倾向较为明显。跨文化交际则以个人和群体为主体，以促进理解与和谐为目的，以民族相对主义为导向。留学人员、外派人员、大型国际活动志愿者等多元文化主体在自然工作和生活语境中，与不同文化群体成员之间无意识和有意识的交际行为，包括单向的讲述和双向的对话互动构成跨文化交际的主要内容。两者之间理论逻辑和实践形式不同，但关系密切，不可割裂。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价值在于探索如何挖掘民间潜能，以个体叙事演绎国家故事。
2022年2月4日，上海外国语大学外国专家相聚过春节，看冬奥
三、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的理论研究与探索实践
已出版发行的两本《跨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外国专家的中国文化故事》通过故事作者以及各类国际合作交流活动传播到国外，进入大学图书馆，为世界了解中国开辟了一个小窗口。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肆虐全球，疫情防控下外国专家的工作和生活受到影响。课题组通过多轮焦点访谈，调研专家们当下的心理、生活和工作状况，发现他们虽然对中国成功的疫情防控工作感到安全、放心，但由于国际旅行和边境管控导致长期不能回国探亲或外出旅游，让他们感到焦虑和痛苦，这种“扎根”与“悬浮”的矛盾是外国专家目前的普遍心态。如何帮助他们消减孤独和乡愁之苦，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关心和温暖之情，既是高校外事部门应竭力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面向他们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前提。同时，我们要高度重视高校外国专家作为国际传播主体的潜在优势，要组织形式多样、符合他们特别需求的外国人看中国活动，赋能外国专家参与公共话语，以他者视角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做好“在地”国际传播工作。
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是上海外国语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对接国家关于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话语能力建设系列研究课题之一。除此之外，中心在价值观与身份认同研究、跨文化交际与适应研究、跨文化能力与教育研究以及中外人文交流研究等领域形成了特色，完成了全球疫情下涉华歧视研究，组织了面向高校师生、大型活动志愿者、外派中医医师、走出去中资企业等诸多群体的跨文化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培训，为国际传播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作出了应有贡献。（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对外合作交流处处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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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磊.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方向与路径[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