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富贵：中国人的价值冲突 − 文化 − 理论大视野 − 文库 − 宣讲家网

一般而言，中国人对道德、权力、财富，不仅完全采取接纳的态度，而且通常还加以赞扬，例如表彰孝子的孝行，为获得功名的士绅或发大财的人喝釆，表示对道德、富贵的重视。传统社会读书人所强调的三不朽的事业，立德、立功、立言，德指道德，功指事业。在世俗社会中，中国人认为最大的事业就是升官、发财。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人生努力奋斗的目标，其实就是企望获得较多的财富，较大的权力，或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但知识人的立德标准，多半停留在士绅阶级，一般人充其量只在忠孝节义，或勤俭持家一类的德行中，接受部分教条。这还要视家族力量的大小而定，如果没有家族组织，影响力就更小了。

根据观察历史现象所得，中国社会的两种特质是明显存在的：一种是政治上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经济上的地主与农民，社会上的士绅与庶人，形成不同类型的阶级关系。阶级距离的确存在，但阶级间的流动并没有阻塞，越到后来，流动性越高。这也许缓和了历史上阶级间的冲突。尽管地主、官吏大多是来自农民阶级，但进入了地主、官僚体系，便忘却了农民的贫苦。另一种就是一心一意盼望升官、发财。农业社会的资源本来有限，又分配不均，更驱使人民向升官、发财两条路去努力。做了地主，有地主的特权；做了官吏，有官吏的特权。一个人既然无力推翻现有的制度，无论这个制度有多不合理，只要能获得利益，大部分的人还是会从制度上去争取个人的权利。

财富和权力都是稀有资源，在不易增加的状况下，有些人拿得太多，另一些人就必然太少，甚至一无所有。这样的分配不均，显然容易引起紧张和冲突。因而，如何去调整财富和权力的合理分配，经常是政治制度上的大事。这样，对于财富、权力、道德三者的态度，就变得十分重要。照杜尔凯姆（Durkheim）的说法，“每个社会都是一个道德社会”，中国无疑更是一个以道德为中心的社会，道德教条之多，自孔孟以来，已经到了泛道德化的地步，总是想借用道德作为安定社会的工具，也许就是所谓儒家的“秩序情结”吧。对于社会秩序的忧虑，可能过于从道德方面着眼，政治的腐化与经济的贫困，才是根本原因所在。一方面社会贫困，另一方面特权泛滥，这就更诱导大家都向升官发财的路上前进，竞争不免激烈起来。做官除了提升社会地位外，是不是也有别的好处？最大的好处可能还是有发财的机会，这是单纯富人比不过的地方。

大家都喜欢富贵，可见安贫乐道是不得已的事。宋代的张载说过：“人多言安于贫贱，其实只是计穷、力屈、才短，不能营划耳。若稍动得，恐来肯安之。须是识知义理之乐于利欲也，乃能。”这种观察相当深入，的确合乎中国人的富贵观，其实也即是中国人的人生观。《醒世姻缘》尤畅说：“圣贤千言万语，叫读书人安贫乐道……我想，说话的圣贤毕竟自己处的地位也还挨的过的日子……连稀粥汤也没得一口呷在肚里，那讨蔬食箪瓢。”钱钟书认为，“崇势利而羞贫贱”，或“轻仁义而羞贫贱”，根本就是当时（汉代）的社会风气。事实上不仅汉代，以后也是如此。俗语说：“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农业社会如此，工业社会又何尝不然？大家都想升官、发财，而官位、财源有限，有些人抓不到就算了，自甘于贫贱的生活，另有些人可能不就此罢休，难免不择手段，以期获得所需要的财富或权力，这就牵涉到道德问题了。

这个问题可能很早就已提出来讨论。春秋战国时几乎各派学者都提出了他们的看法，有的说财富与道德可以并存，有时还可以互补，这派言论，认为财富与道德或仁义有一致的理念，我们叫它为“仁富相容说”；有的认为财富与道德是互相冲突或矛盾的两个概念，为了发财，就会不择手段，不管仁义道德，这派言论，我们叫它为“仁富冲突说”；但是也有人在言论中，有时候说仁富相容，有时候又说仁富冲突，这种人不多，却也出现过，可以叫作混合说。

摘自杨国枢主编的《中国人的价值观：社会科学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版）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