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是了解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最主要途径。中国传统史学是中华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包括如《史记》《汉书》等充栋盈车的史籍，也包括如司马迁、班固等灿若繁星的史家，更凝聚了求真务实、革新进取、鉴往知来的史学理念。中国传统史学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它是如何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呢？
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先秦时期，这是传统史学由萌芽到初步形成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传统史学的确立时期；第三个阶段是隋唐、宋元时期，传统史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发展并走向繁荣；第四个阶段是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这是传统史学的总结与嬗变期。
传统史学的兴起
周史墙盘陕西宝鸡周原博物院藏
商代甲骨文被镌刻在龟甲和兽骨上，是中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成熟文字。其内容主要是王室和贵族的占卜记录，涉及盘庚迁殷至商代灭亡期间祭祀、农事、军事、天象、医疗等诸多方面，具有官方文书的性质，是对历史片段的记载。镂铸在钟、鼎等青铜器上的金文，记录了商周贵族祭祀、册命、赏赐、宴饮、征伐、纠纷等方面的内容。其中如史墙盘铭文，不仅记载了周文王到周穆王的王政梗概，更凸显了微氏家族自高祖到器主史墙之父乙公的辅佐事迹，带有家族史的意味，可看作历史记载的萌芽。
甲骨文和金文保存了官方文诰的片段内容，更为完整的文本见于相传由孔子整理编定的《尚书》。《尚书》以记言为主，包括《虞夏书》《商书》《周书》三部分，多是商王、周王的训诫、誓辞，其中如《酒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已经提出历史鉴戒的思想。相传同样由孔子编定的《诗经》，其中部分篇章如《生民》《公刘》《大明》等，歌颂了周人先祖后稷、公刘、古公亶父、周文王等建立基业的功绩，具有史诗的价值。商周时，“学在官府”，《尚书》《诗经》的最初文本可能都是由西周史官记录，不过当时史官职掌很广，并非专门的史书撰写者。
《春秋碑》拓本（局部）
官书和史诗都是史学的萌芽，西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国史则可纳入史书的范畴。按照孟子所言，当时诸侯国史繁多，名称各异，郑国有《志》，楚国有《梼杌》，齐国有《乘》，鲁国史书则称《春秋》。可惜的是，这些史书大多没有流传下来，只有《春秋》经由孔子删定整理而部分保存下来，并增加了“尊王道，重人事”的思想意涵。《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私人撰著的编年体史书，其体裁和思想直接影响了后世史家的创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中国史学的真正开端。《春秋》记事简略，《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都是用来解释《春秋》的史著。《春秋左氏传》重在分析史事，《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重在阐发义理，三者并称“《春秋》三传”。
被称为“《春秋》外传”的《国语》，主要记载诸侯大夫世系等内容的《世本》，叙述三代及春秋时期晋国和战国时期魏国史事的《竹书纪年》等是战国时期私人历史撰述。还应一提的是，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楚简《系年》，以事件为中心，记载了自西周建立到战国早期的历史，对西周兴亡、诸侯封建、晋楚争霸等有详略不同的论述，带有纪事本末体色彩，反映了战国史学的多样化发展。
传统史学的确立
秦汉王朝完成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一统，为完整撰写一部通史提供了条件。传统上被称为“正史”的纪传体史书，其体例在这一时期创立，并得到充实和发展。“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完成于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史书的研究也开始于此时，高诱注《战国策》，贾逵、韦昭注《国语》，裴松之注《三国志》等开后世为史书作注之先声。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史学从经学的附庸位置中逐渐脱离出来，获得了文献学上的独立地位。
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的《史记》
秦汉时期是中国正史撰述体例的确立时期。《隋书·经籍志》说：“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汉武帝时，太史令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大气魄撰写《史记》，记述自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的约3000年历史，这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以年、月、日为线索，记载了王侯将相和英雄豪杰的人物经历，实际上为编年史。此书专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实际开创了专门史的先河。每篇篇末又有“太史公曰”，带有史评性质。因此，《史记》虽属纪传体，实则以纪、传隐括诸体，是综合体。司马迁将各种史学体裁融为一炉，为后世史家提供了足以遵循的比较规范的形式，也为撰写史书提供了广阔的途径，《史记》足可被称为“史家之绝唱”。
《史记》面世后，渐为学者所重，增补、续写者不绝，最著者为班彪。班彪去世后，班固继承其父事业，历经20余年大致完成《汉书》，其中《天文志》及诸表由其妹班昭与马融续成。《汉书》继承了纪传体的体例，但也有发展。它以西汉王朝的兴衰为断限，记载了西汉帝王12世230年历史，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去世家，改书为志，分纪、表、志、传四个部分。其中《古今人表》为《汉书》首创，上起伏羲，下至陈胜、吴广，以接汉代人物，在断代史中蕴含贯通之义。《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为《汉书》所创，为后世专门史之滥觞。东汉时，另一本比较重要的史著是荀悦编撰的《汉纪》，它记载了自刘邦兴起到王莽败亡的西汉王朝史，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
明张宏《史记君臣故事图》之一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上的动荡减弱了经学在思想领域中的影响，加之《史记》《汉书》的不断传播扩大了史学的影响，史学日益受到重视。按照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的概括，这一时期任史职者，有名姓者如华峤、陈寿、陆机、干宝、沈约、崔浩等40余位，更有如司马彪、袁宏、裴松之、范晔等不任史职但有撰述史书者多人，其中不乏名家。《隋书·经籍志》史部有13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共计史书817部、13264卷，其中绝大部分都由这一时期的史家创作。
这一时期，史家的史学自觉意识逐渐觉醒，史学获得了独立地位。史学与经学联系密切，《春秋》及《春秋》三传，皆是儒家经典，《汉书·艺文志》将史书附于《六艺略》的《春秋》之后，说明此时史学还从属于经学。曹魏时，郑默编制目录书《中经》。西晋荀勖在《中经》的基础上，撰成《中经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这是中国文献目录学上最早的四部分类法，史学已经从经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门类。东晋李充在整理典籍时，在荀勖分类的基础上，分作经、史、子、诗赋四部，以史部书为乙部。《隋书·经籍志》便是总结了这一时期的文献目录学成果，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最终确立了史书的地位。
传统史学的发展和繁荣
隋唐时期，社会较为安定，统治者对史学十分重视。唐高祖在《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明确提出“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的修史目的。唐太宗也提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三镜自照之论。隋唐时期的史书编撰获得了极大发展，唐太宗贞观年间修成《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唐高宗显庆年间修成《南史》《北史》。唐初所修八史占据古代“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是唐代史学的突出成就。
《北齐书》宋刻本
这一成就的取得有赖于官修史书制度的确立。之前的史书修撰，虽作者多有史职，但撰史仍由个人承担，国家并没有设置修史机构。隋文帝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有效抑制了私人修史之风。唐太宗开设史馆，建立了由一人为主修，宰相为监修的官修史书制度。有唐一代，除修撰前代史外，史馆还要修本朝国史，不仅有从唐高祖到唐武宗的历朝实录，安史之乱前的国史也由史馆修撰，这些史书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局部）
宋元时期，通史撰著得到了极大发展。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以编年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五代周显德六年（959年），以衔接本朝史，是一部包含1362年史事的编年体政治通史。从编年体史书角度看，它接续《春秋左氏传》，具有贯通古今的作用，影响后世的史学发展。南宋开始逐步形成“通鉴学”，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纪事本末体的体例，标志着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这三种中国传统史学的主要编纂体例最终形成。南宋郑樵所著《通志》中有职官、选举、天文、地理、氏族、六书、七音、金石等20略，进一步扩大了传统史学对典章制度和专门史的研究范围。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另一本典志体通史，与《通典》《通志》合称“三通”，对元、明、清史学的发展有长久的影响。
传统史学的总结与嬗变
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的《明史》
明清史学逐渐走向社会深层。经济史著作数量空前增加，《明史·艺文志》史部故事类著录诸书，经济史方面的书占半数以上，包括会计、田赋、漕政、盐政、屯田等。地理类史著中治河、水利诸书也与经济有关，如潘季驯的《河防一览》、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说明当时人们已经从社会经济方面来考察历史的不同侧面。通俗史学和历史教育进一步发展，史著的节选本、摘录本繁多，如马维铭的《史书纂略》、项笃寿的《全史论赞》、彭以明的《二十一史论赞辑要》等，皆取旧史大略。通俗史学中还有一些是蒙学读本，如程登吉的《幼学琼林》广泛流传。明代的稗史也极为丰富，内容涉及王朝掌故、社会风俗、历史人物、重大事件等，《明史·艺文志》史部杂史类和子部杂家类、小说家类著录部分便属稗史，可补正史之阙。
历史批判精神和经世致用思想在这一时期获得了极大发展。明清之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阐述了由“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到“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的变化，指出君主“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的实质。王夫之《读通鉴论》以“理”和“势”说明历史的发展，认为“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出“文须有益于天下”，他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就是“感四国之多虑，耻经生之寡术”，是上述主张的实践。
中国考古博物馆展出的“二十四史”文献
历史考证学和传统史学理论也取得了辉煌成就。清代前期，因高压的文化政策，不少学人转向训诂、辑佚、目录、考据等文献学研究，这种研究在乾隆、嘉庆时期达到极盛，这一学术流派被称为“乾嘉学派”。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崔述的《考信录》是历史考证方面的代表作。他们治史重实事求是，力求“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在史学理论方面，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认为“六经皆史”，并以心术论史德，提出了“史法”和“史意”两个理论范畴，将传统史学理论推向高峰。
作者简介
杨永生，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化典籍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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