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先秦尚未有诸如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史体概念，但古人很早就开始依体分类。《汉书·艺文志》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虽然学界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尚有争议，但可以肯定，记言、记事是较早的历史记载形式。《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虽然《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真实样貌至今仍众说纷纭，但其中一些很可能是上古时期不同体裁的历史档案或文献。
虽然先秦资料稀缺，史体种类难以一一历数，但根据一些材料可以推测周代史体的主要类别。如《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曾言及《春秋》《世》《语》《故志》《典训》等，这些名称由来已久，最初有着固定的书写格式，广义上亦可泛指各种史体。经过东周变革之世，它们受当时社会与学术环境的影响而加速演变，突破原有体式的限制，分衍出各类新体裁或新形态。
我们可以从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看到春秋编年体的分衍：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
这段文字不仅记述了《春秋》《左传》《铎氏微》等书的成书背景，实际上也暗含了编年体逐渐分化出其他史体的过程。在司马迁看来，编年体的变革发源于孔子。《春秋》虽“遵鲁史之遗文”，但经过孔子“约其辞文，去其烦重”，在叙事上已开始注重事件记录的连续性，突破了编年体史书最初分散记事的局限。但如果说孔子所修《春秋》大部分还保留旧有编年体结构的话，《左传》则进一步摆脱原始体裁的束缚，虽仍以编年为主，却兼具了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的部分特征，呈现编年体演进的新面貌。而抄撮、删拾《左传》而来的《铎氏微》《虞氏春秋》更彻底打破了编年体结构，尽管二者皆已失传，但我们仍能大致推测其体裁。白寿彝说：“《虞氏春秋》可能是用史事类的形式写的，每一篇名似即表示某一类史事。《铎氏微》可能是用纪事本末的形式写的，也可能用史事类编的形式。”可以肯定的是，《铎氏微》《虞氏春秋》虽脱胎于《左传》，但已从《左传》中分化出另一种新体裁。
综上，从史体发展的角度看，《十二诸侯年表》清晰地勾勒出一条编年体的分衍轨迹。受官学下移与孔子作《春秋》的影响，从《春秋》到传体史著，再到各种“微”体史籍和诸子史作，古老的编年体在东周广泛的传抄与改编中逐渐分化，衍生出各类新史体与新形态。
由上可知，随着东周官学下移与变革思潮的兴起，史学也迎来了重大革新，史体分衍就是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原有史体出于不同创作目的，在传抄中或分化出不同体裁，或衍生出不同形态，从而突破了旧有体裁的局限，推动了各种史体的史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二、东周史体间的共时作用：史体融合
史体分衍是东周史体多元化的突出表现，而史体融合则是史体分衍的重要方式。比如，清华简《良臣》从“世”体史著中分化而来，促成这一结果的背后是史体融合。尽管《良臣》行文极为简略，却见有不同史体的影子，所记人物起初按历史顺序排列，但从晋文公开始，则以国别排列，这部分内容可能是吸收了当时国别体结构。另外，这些良臣分属不同君主，又形成了以人物为专题的结构，似又具有纪传体的些许特征。
作为目前所见内容最为丰富的东周史书，《左传》所吸收的当然远不止一种史体，而是广采各类史籍，并使各类史体杂糅其间，融为一体。可再以《左传》所采“语”体文献为例予以阐述。《汉书·艺文志》言：“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尽管这句话历代争论很大，但它指出了早期史学的两大体类。从《春秋》可知，编年体史书原本确实很少有记言内容。然而，编年体发展到《左传》时，已可兼具记事与记言两种史体特征。《左传》存在大量记言内容，甚至不少是大段的人物议论。过去不少学者认为《左传》记言内容大多与《国语》相似，认为《左传》曾取材于《国语》。虽然这种说法仍有待进一步探讨，但《左传》采用了当时不少“语”体文献是可以确定的。目前出土了不少单篇“语”体史作，可知这些文献于当时流传甚广。《左传》吸收了大量“语”体文献，将之杂糅整合，使历史记述言事相兼。
实际上，东周各类史体的融合是极其复杂的，它不是单向的，而是多向的，即某一史体能够融入另一种史体，同时其自身也能够吸收别的史体。如上述“语”体能够融入编年体，同时“语”体本身也能够吸收其他史体，构建更为复杂的形态。早期“语”体史著记事极少，但到了东周，“语”体文献不止于记言，亦开始吸收纪事本末体结构。如《国语》各篇叙事结构大多采用“背景＋言语＋结果”三段式或“背景＋言语＋小结果＋大结果”四段式，20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和阜阳汉简《春秋事语》的发现，可以证明这种三段式、四段式的结构在战国末至汉初业已形成。如今随着清华简《越公其事》的公布，则完全可以证明“语”体吸收其他史体的现象至少在战国中后期就已出现。《越公其事》的体裁很值得探讨，因为其体裁虽属“语”体，但又非纯粹的“语”体。
当然，东周史体的融合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没有主次而丧失原有体裁的主体性。例如，《左传》虽然吸纳了不同体裁的史料，从而具备多种史体特征，但《左传》并不是简单拼凑这些史料，而是按照《春秋》体例进行了编整与加工，使之“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剟”，因此我们仍认为其属于编年体史书。又如，《越公其事》诸多章节虽与严格的“语”体文献有所差异，但内容上使用大量对话，语言上文辞华丽，双音节丰富，整体具有典型的“语”体特征，因而诸多学者认为其属“语”体也并无不可。也就是说，史体的融合并不是凌乱的“大杂烩”，而是围绕一个主要史体，兼收并蓄其他史体。就如同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虽然其中建有不少欧式宫苑，在建筑艺术上，形成了中西合璧的独特风格，但就其整体建筑而言，仍不失为中式皇家园林的典范。
东周史体的分衍给融合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史体的融合又推动了分衍进程。一方面，旧有体裁沿着自身发展道路继续演进，分化出与旧有体裁并存的新史体或新形态；另一方面，众多史体相互吸收与交融，在原有史体的基础上具备其他史体特征，更进一步地推动了东周史体的百花齐放。
三、东周史体分衍与融合的原因及影响
史体的分衍与融合使东周史学突破了以往历史书写的固有格式，形成了体裁纷繁多样与多种体裁综合运用的新格局。那么，为何史体会在这一时期迎来井喷式发展？当然，我们宏观上可以笼统地用东周大变革的历史背景加以解释，即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轴心时代”，中国古代学术迎来巨大变革，史学受此影响，从外在形式到内在思想皆产生重要变化。然而，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倘若深入探究，其中的原因可能要复杂得多。
第二，东周史体的分衍与融合使得史籍较之以往叙事更为丰富，结构更为复杂。就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东周以前的“世”体史著结构简单，少有叙事，每位世系成员所用笔墨大多仅有寥寥数字，甚至难以成句。然而，到了东周，由于史体的分衍与融合，“世”体文献逐渐从早期片段式的世代记录走向复杂的历史叙事。这一点我们以清华简《楚居》来讨论。作为出土文献，《楚居》保留了战国文本的原貌，记述了历代楚君居住建都之地，近似《世本》的《居篇》。但《世本》的成书与流传极为复杂，如今仅存只言片语，难以探明其最初面貌，因而未经后世传抄改动的《楚居》无疑是东周此类史著的真实写照。《楚居》开篇便通过大段叙事讲述楚国族源，其中间穿插了季连、鬻熊娶妻与楚人得名的故事，这些内容甚至与楚国迁都没有直接关系。更值得注意的是，《楚居》中的不少内容还具有一些纪事本末体的特征，如记述楚人“祭祀”和楚都“郢”的名称由来，两处记载都包含完整事件的前因后果，非常生动详实，如果把上述内容摘取出来，也完全可以作为独立的故事。但这些故事并非是割裂的，而是考虑到叙事的连贯性皆在句首用了“至”一字，使楚王世代的迁都事迹整合成一个完整的叙事文本。
另外，对于楚国迁都的缘由，《楚居》大多有明确交代。如：“若敖起祸，焉徙居蒸之野……阖庐入郢，焉复徙居秦溪之上……白公起祸，焉徙袭郢……中谢起祸，焉徙袭肥遗……邦大瘠，焉徙居鄩郢。”对这些迁都背景的记述使《楚居》改变了以往“世”体文献“某人”居“某地”的简单书写结构，从早期链条式的世代记录向发散式的历史叙事转变。显然，正是由于不同体式的融入，《楚居》史体的复杂性是之前“世”体史著所不能比的。
此外，先秦史著最初大多以单篇形式流行。然而，伴随着东周史体的分衍与融合，这些文献经过传抄中的不断重组与聚合，逐渐形成“复合”结构。如我们虽可把《尚书》所有篇目划归“书”体，但其史体实际上是一个包含了典、谟、训、诰、誓、箴、诵、语等多种体裁的集合。有幸的是，从目前我们掌握的出土书体文献中，可以发现各种单篇“书”体文献走向聚合的迹象。比如，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主要记载了伊尹奔夏的故事，有较浓厚的神话巫术色彩，不少学者将之归类为“小说家言”，与传统《尚书》体裁显然有较大差异。但有学者指出，该篇与《尹诰》《尹至》同抄一卷，三者显然有紧密关系。根据竹简形制、简背刻画线、字体及文本内容，可以推知，清华简《赤鹄》与《尹至》《尹诰》组成了较为完整的历史叙事，不能排除是早期《尚书》文献的可能性。可见，这三篇原本不同体式的文献经过创作者或传抄者的编纂与加工，组合为统一的叙事整体。当然，这组文献仅有三篇，所呈现的可能只是东周史类文献聚合的一个中间状态。可以想象，当更多不同体裁的文献，甚至篇组，围绕着同一个主题，融合成统一的史著时，宏大的历史叙事就在这样的复杂结构中诞生了。
夏四月戊辰，晋侯、宋公、齐国归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
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宫于践土。
五月丙午，晋侯及郑伯盟于衡雍。
也有“语”体，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穀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
这件事记载了战前晋文公执政教民之事，如果割裂地看这段记载，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语”体文献，因而它很可能是由最初的“语”体文献改编而来。这段“语”体文本融入城濮之战的叙事整体，不仅是对晋国政治情况和战前准备工作的记述，更是对晋文公能够称霸的原因探析。
此外，还有纪事本末体文本，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了这样一个预言故事：
初，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畀余，余赐女孟诸之麋。”弗致也。大心与子西使荣黄谏，弗听。荣季曰：“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玉乎？是粪土也，而可以济师，将何爱焉？”弗听。出，告二子曰：“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
从这则故事开头的“初”字来看，原本也很可能是一个首尾完整的独立故事，与编年体并不相类。《左传》插入了一段子玉梦河神的预言故事，虽颇有神异意味，但令尹怜惜“琼玉”“不勤民”的论断反映出楚国当政者的品行及楚国内政状况，从而更全面地展现了城濮之战的前因后果与发展脉络。
作为《左传》整合不同史体的缩影，上述例子使《左传》在晋楚城濮之战的记述上有了不同维度的对比。在《左传》的多线叙事中，推动历史进程发展的因素不是唯一的，而是复杂的、多面的。历史的走向是由主线及各种支线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宏大的历史叙事与深刻的历史解释，正是《左传》综合运用多种体裁，进行联珠贯串的编排实现的。
显而易见，宏大叙事带来的一个显著影响是史书体量的增大。除去经文，《左传》传文近18万字。我们可以从现今发现战国竹简的规制看其卷帙规模。据统计，战国竹简的长度主要为16—55厘米，通常情况下，55厘米简，按字距大小每简可容42—65字。假设以最极端的情况，取最大55厘米简长，最小字距，那么抄写一部《左传》需要近2800支简。如果以一般简长、字距推算，则需要大约4500支简！如此庞大的史书体量是前所未见的，远远超过了以往史著，这恐怕也正是在东周史体革新的背景下形成的。
这些影响也极大推动了后世史学的发展。比如，作为纪传体通史的开山之作，《史记》就是史体长期分衍与融合的积累与结晶。“司马迁在他的历史著述中，有意识地综合运用或自己创造出不同的体例形式，构建成一个有机整体”，形成130卷52万余字的史学巨著，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丰碑。
综上所述，史体分衍是东周史体多元化的重要呈现，史体融合则是与之相伴随的动态过程。它们交织在一起，背后所折射的不仅仅是历史书写体裁的变革，更是中国古代史学从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表现之一。东周时期，随着礼崩乐坏，旧有的史官史学衰落，无数史料流散于社会，原有史体受到新环境的影响，衍生出新体裁与新形态。同时，当时史著又在数代人的传抄、整理与增改中不断碰撞与交融，使得大量碎片式的历史文本重新聚合与整编，从而打破了以往体裁的限制，开始出现多种体裁的综合运用，推动了史体的演变。这不仅为当时及后世史体的完善与成熟奠定了基础，更深层次地讲，也为历史书写赋予了更多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