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网络空间文化型构亲密关系个体主义家庭主义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19.005
【作者简介】沈毅，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中国人的社会关系。主要论文有《“差序格局”的不同阐释与再定位——“义”“利”混合之“人情”实践》《“家”“国”关联的历史社会学分析——兼论“差序格局”的宏观建构》《人缘取向：中国人儒道互补的“关系”实践——兼论“差序格局”的性质再判定》。
网络空间的平台技术发展与社会文化逻辑
网络社会的兴起，一度也被认为是信息社会的到来。从20世纪90年代至2000年伊始，网络企业及信息技术的革命引发了产业与就业的经济转型，推动了网络互动与虚拟社群的生成，进而也被称为“网络社会的崛起”（卡斯特，2006）。沿着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可以看到，网络世界与资本主义体制的混合强化了消费体系和欲望体系，在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同时，使网络媒介的“拟像”取代了传统社会的“真实”，进而相较个体而言处于宰制性的地位（叶启政，1998）。当下电商平台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网络社会渗透于政治经济的中心性地位更加凸显（刘晗，2021），同时也使得网络化政治参与和网络化社会动员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库尔德利，2024：114～139）。无论如何，网络社会的来临，使得人类社会的确面临着自工业革命以来最重要的一次革命。这场革命从最早的信息革命到当下的人工智能创新，对人类社会的冲击与影响无疑是相当持久的。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到来，对于未来的体力劳动以及脑力劳动都具有相当的替代作用，其最终对人类本身的挑战、伦理风险乃至不可控性，使得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乃至于人类命运都充满着相当的不确定性。
从网络公共社区的社会形态来看，网络平台的多元化信息虽然有着海量化的趋势，但诸多网络公司与平台出于商业化的需要，总是力图根据个人偏好推送资讯信息，这在很大程度上对个人及群体造成封闭化效应。这种网络过滤器或预测引擎可以根据每个人的需求打造一个独特的信息世界，有学者将其称之为“过滤泡”（filterbubble），这种强制性的信息过滤不断强化个人的认知模式，从而在表面上日趋个人化的网络之中完成对个体的隐秘操纵（帕里泽，2020：8）。这种强化作用并不局限于商业信息，如果加之群体内的过度认同及群体间的分离对立，在社交媒体中极有可能会强化不同群体尤其是政治群体的极端观点。社交媒体在本质上常常并非促成了自由与宽容的温和态度，反而是由于其互动人群观点的相似性，使得自身的极端主义观点趋于合理化与正常化，同时使得对方阵营看上去比实际情况更加极端，进而可能会导致政治极端主义被进一步强化的社会后果（贝尔，2024：89）。
从群体性孤独到情感共同体：网络化个体主义的双重面相
在既有的对个体主义关系及其网络交往问题的反思性研究中，雪莉·特克尔的《群体性孤独》一书取得了较大的反响。在特克尔（2014：1）看来，“当我们和机器人谈情说爱、与智能手机难舍难分时，我们通过机器重新定义了自己，也重新定义了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出于对亲密关系的渴望，我们与机器人的关系正在升温；我们在网络上与他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却变得越来越孤独”。在特克尔的研究之中，对与机器人互动以及与网络他人互动的反思指向核心问题——网络互动并未带来革命性的亲密关系发展，人机关系最终无法替代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因此，看似网络空间、电子宠物与机器人所带来的社会关系扩展以至于人机之间的亲密关系发展，本质上可以归之为一种“群体性孤独”。某种意义上，“群体性孤独”的观点倾向于认为网络进一步加强了个体主义的文化，亦即认为网络关系拓展了弱连带以至于陌生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但对于强连带“亲密关系”的建构作用始终有限，因而其本质上并未改变个体内心的“孤独感”。
就诸如美国社会的个体主义文化的内核而言，其个人中心的价值观在极端意涵上本身就构成了对亲密关系的严峻挑战。应该说，早期Web1.0的电脑网站与BBS网络空间模式，开始了某种匿名性的网络社会关系互动的可能，这在本质上恰恰是与个体主义文化的自由选择性相契合的。网络空间之中匿名性的自我呈现可以更多带有某种自由性，个人主义的自我表现在其中往往更少顾忌。戈夫曼（2022）所谓的某种日常生活中的戏剧表演可以在此被悬置，其自我呈现可以在匿名性的不在场条件下更多展现出其“本我”的面相，而非社会性的角色期待。我们可以认为，早期的线上关系恰恰更多体现的是短期性社交关系，的确更多体现了情感性个人主义的特征。亦即这种线上短期性社交关系更多是由于彼此兴趣或吸引所展开，个体所展现的自我也更加符合其自由意志，个体的自发情感及其随时中断是这种短期性社交关系的基本特征。简言之，陌生人网络社区及其短期性社交关系本质上是与个体主义的价值观趋于一致的，某种与线下社会关系相分离的线上社会关系，更有助于个体主义价值观通过网络空间进一步放大。
与之相比较，Web2.0社交媒体的重要革命，真正打破了所谓线上虚拟社会关系与线下社会关系的二元区隔。各种社交媒体的交往空间拓展，其重点可能并不在于线上关系，反而更多地成为线下社会关系联络与拓展的重要依托。当然，诸如Twitter、Flickr、Youtube以及Wikipedia等社交媒体，还是有着更多自我展现、信息共享与知识积累等功能。但以Facebook为核心的社交网站，则在根本上是某种线下社会关系的联络途径与呈现方式，其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线下社会关系的联络方式，尤其为不同地理空间的熟人网络提供了联系的便利。由此，Facebook等社交网站在本质上恰恰构建了某种熟人网络的线上空间，这种网络空间与展现方式很大程度上模糊了信息与关系的公私边界，一方面，能够展现个人的社会关系资源；另一方面，则对个人及家庭的隐私保护构成了相当的挑战（米勒，2020）。从这个意义上讲，Web2.0的社交媒体及其网络空间的扩展，恰恰成为个体在现实社会之中自我展现的某种回归，其实质基础则在于熟人社会网络的重构及其呈现，相当程度的线上实名性特征及其与线下关系的大量重叠构成了其主要特征。
但另一些实证研究则认为，早期的网络关系不仅提供了弱连带拓展的可能，同时也为亲密关系的强关系连接提供了可能。如在韦尔曼等人看来，网络空间在事实上不仅可能更多提供了弱连带社会资本的信息支持，也更多提供了婚恋与朋友的强连带情感交往的可能。他们认为早期的线上社会关系与线下社会关系相比，可能在很多方面并没有质的差别，网络只是更大程度地拓展了交往的可能（B.Wellman&M.Gulia,1999）。尽管韦尔曼等人对于网络互动的积极取向，构成了对特克尔“群体性孤独”的质疑，但其有关个体主义关系框架的内在逻辑仍然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就网络空间对于缓解抑或强化个体主义文化中的孤独感有着不同的看法与分析点。特克尔“群体性孤独”的分析更多有着对电子宠物和网络游戏角色判断的证据，而韦尔曼的分析则已经更多地指向线上与线下社会关系的融合与拓展，他认为网络虚拟社区恰恰构成了对线下社区缺失的重要补充，但两者对个体主义的文化内核的判定还是一致的。
在这种线上与线下个体主义关系及其社区拓展的判定上，韦尔曼提出了“网络化的个体主义”的概念。在他看来，由于个体主义社会之中，家庭、社区与组织关系相对弱化，社交媒体所促成的以个体为中心的网络连接在现实层面还是构成了某种“网络化的个人主义”（networkedindividulism）（雷尼&威尔曼，2015）。这种网络化的个体主义更加凸显的是个体不在场的情感性个体主义，反映了在现实社会个体主义逻辑之下，通过社交媒体而实现了以个人为中心、以弱连带为主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与此同时，个体在网络上根据个人兴趣而加入的若干网络社群，则可能类似于某种网络俱乐部，也可以看作是某种自由选择的网络部落，或者可以说是网络上更加具有流动性与松散性的“情感共同体”。这样的“情感共同体”的内在逻辑仍然是个人主义自由选择价值观，因此社交媒体在个体主义文化之下也趋于更多凸显后现代的个体情感关系及其网络社群“情感共同体”的可能（马费索利，2022：1～35）。
总之，网络社群性的“情感共同体”，恰恰反映了网站及其后续社交媒体所可能对“个体主义”社会关系连接的积极效用，其本质更多是趣缘选择性而非伦理义务性的。因此，“网络化的个人主义”在本质上还是某种弱连带社会关系通过网络条件的扩展，“情感共同体”更多是趣缘性质的同好连接，而电子宠物与网络游戏的发展进一步造成“群体性孤独”也同样是其必然结果。因此，“群体性孤独”与“情感共同体”，更多还是“网络化个体主义”在自由主义条件下的双重面相与可能后果，自由选择性始终还是其个体主义的内在要核。与之不同的是，家庭主义文化可能更多凸显的是某种“需求法则”的伦理义务为主导的亲密关系，网络技术与发展如果应用于家庭主义的社会文化，基本的作用效果及其微观技术的行为策略可能有相当的不同。这种文化比较的视角是本文分析的重点之所在。
个体化与家庭主义的张力：中国人网络亲密关系变迁的双重面相
自由与安全之间：网络亲密关系及“人-机”关系的未来展望
当然，上述的阶段性特征只是就总体层面而言的，诸多社交软件及其网络平台常常还是同时存在着陌生人与熟人关系的连接可能，个体在其中也有着相当的选择可能性。无论是个体主义的陌生人关系拓展，抑或家庭主义的熟人关系连接与维系，其根本问题可能还是指向自由与安全的内在张力（鲍曼，2013：228～240；田林楠，2021）。进言之，个体主义与家庭主义两者各自也都是正负效应并存的双刃剑，个体主义的自由、选择与个人孤独，家庭主义的安全、责任与干涉依赖，都是其在不同条件下的可能后果与双重面相（许烺光，2002：1～20）。早期网络空间不在场的陌生人连接，更加凸显了个体主义自由选择的可能，其在解构家庭主义义务性关系的同时，如果走向线下交往，也会带来一定的安全问题。此后，网络社交媒体的出现与兴起则为陌生人与熟人的不同交往提供了不同可能，从而使得个体主义的自由取向与家庭主义的安全取向在不同场景下都有着各自的关系连接可能。
无论如何，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与价值观的进一步转型，中国社会与家庭的“个体化”转型始终是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价值观转型日益明显，“虚拟恋人”、“电子爸妈”等现象的出现与不断发展说明，传统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及代际关系将受到进一步触动，这在本质上反映了年轻一代进一步渴望自由而摆脱相互依赖与关系干涉的心理需求，而这样的网络虚拟模式的确也避免了和现实个体交往所可能产生的矛盾与安全问题，似乎在形式上是更加趋于解决个体心理需求的自由交往模式。当然，这种“虚拟恋人”或“电子爸妈”实质上还是属于商业化模式，服务方的情感劳动使得这种“亲密关系”本质上属于商业关系，其一方面显示了年轻人日益明显的个体化取向，另一方面这种心理需求满足显然也有着阶段性与不稳定性关系的重要特征（姚建华等，2021；郑广怀等，2023）。由此，个体主义所蕴含的某种自由选择性在年轻一代身上可能会更加凸显，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中的“少子化”及其亲缘关系的逐步弱化，无疑将使得年轻一代的网络互动更加趋于个体主义自由选择性的亲密关系。
这种个体主义自由选择与家庭主义安全依赖之间的张力，实质上意味着某种对于自发式“情感”与伦理性“义务”的不同选择。“虚拟恋人”“电子爸妈”等现象的本质其实是适应了个体主义自发式“情感”的需求，因此也更加说明年轻一代中国人的“个体化”已然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并可能通过互联网的技术而得以进一步扩展建构。当然这种完全虚拟化的自由式关系无疑也突破了原有个体主义文化的线下家庭关系与亲密关系，从而使得个体主义内心的“孤独感”通过网络平台被进一步放大了。年轻一代在网络互动之中同样开始出现的“群体性孤独”，本质上已经造成了自我与社会之间深层情感纽带的瓦解（成伯清，2021）。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庭主义的社会关系通过当下社交媒体而再度得以达成“强连带”连接的可能，从长远意涵上可能还是某种阶段性家庭主义得以延续的结果。年轻一代未来从家庭主义的亲缘、地缘等社会关系之中的相对脱嵌，可能已然是不可避免的总体趋势，这也使得网络互动的虚拟亲密关系的重要性继续得以提升。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家庭主义脉络下的代际关系实践与孝道变迁研究”暨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义利张力下的社会关系实践及理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22ASH010、21SHA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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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桂琰美编∕周群英
Cyberspace,CulturalConfigurationandIntimateRelationshipChange
ShenYi
Keywords:cyberspace,culturalconfiguration,intimaterelationships,individualism,fami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