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特兰提斯的呼唤AndersHolte来自王育琨频道00:0018:43
故事塑造着我们的信念、决定和行为。在这个非理性的世界上，特朗普叙事像病毒一样传播并影响着世界轨迹。
世界受够了特朗普的叙事：混乱、自负、自傲、自是、自矜、谎言、胡编、无理性，可他是受着亿万美国人拥戴的美国总统，他是最强大帝国的统帅，美国怎么了？世界怎么了？
2013年诺奖得主罗伯特·席勒，好像预见了2020年新冠病毒伴着特朗普的叙事在美国和全球流行的现实，于2019年10月出版了一本新书给特朗普做了解释：《叙事经济学：故事如何像病毒一样传播并推动经济事件》。
故事为什么重要？因为故事塑造着我们的信念、决定和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席勒发现，它还在经济学中持续地发挥着作用。
或许，在这个非理性的世界上，看上去偶然性的事件和叙事，会影响世界的进程。
在经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中，理性人是很重要的基本假设。而帮助席勒在201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行为经济学则对传统经济学中这一根基性的假设持否定态度。而特朗普是叙事经济学的一个绝佳例子。
美国在疫情的应对上做得很差。在美国的主流叙事中，公民，尤其是男性公民是强硬而又独立的。于是在政府说要戴口罩时，他们会说我有权利不戴，这是我们的基本权利。我们需要有娴熟的政客来改变这样的“故事”。
可是现实是，人们喜欢特朗普，特朗普本人此前也不戴口罩，而总统理应起到树立榜样的作用。这说明这样的国家叙事有时候是会有问题的。美国的“独立公民”叙事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需要做一些改变。
美国最新民调：拜登领先优势大大缩小。
根据8月16日美国CNN最新民调，自6月以来，全美选民的民调活动主要集中在男性选民中（6月份特朗普和拜登的男性支持程度大致均等，但现在56%支持特朗普，40%支持拜登），年龄在35岁到64岁之间的选民（他们现在倾向于特朗普，但在6月份时倾向于拜登）和独立人士（6月份拜登以52%对41%领先，但现在拜登和特朗普分别为46%和45%）。
自6月以来，特朗普还巩固了自己党派的支持者。今年6月，8%的共和党人或倾向于共和党的独立人士称他们会支持拜登，而现在这个数字只有4%。特朗普在保守派中的支持率从76%上升到了85%。
特朗普的叙事还在继续。我们似乎缺乏跟特朗普匹敌的叙事方式。特朗普不管世界怎样运行，而是开口说出他看到的世界。因为声音大，被听到的机会多。而我们却囡于是非黑白对错，一再在义理上去捍卫正义，明显不适应特朗普的叙事结构。特朗普的故事朗朗上口，我们的大义至理却被非理性的人类所忽视。不是世界出了错，而是我们的叙事方式不适应了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不想死，就要向最优秀的人学习
“我们还是真诚地跟美国企业加强合作。华为生存下来的唯一措施，想一切先进的老师们学习。我们应该真正向他们学习，我们将来才有技术前进的可能性。”
“我们由于狭隘的民族感情、狭隘的民粹主义，会导致我们落后的。所以我们对这一点是持完全开放的态度。”
“整个公司从上到下20多万员工，听不见一句‘反美’的口号，大家还是认真在学美国人的东西，哪个好、哪一点好，我们学习。不至于这一点跟我们的感情有冲突。这个没关系。”
任正非没有因为美国对华为的不友好态度而在语言上情绪化，更没有在行动上敌对化，这才是真正的“智者”。
虽然一直是美国打压的对象，但是任正非却一再感恩美国这个老师，在电子技术取代模拟技术的过程中，手把手带着华为走到了今天；在华为登顶之后内部惰怠悄然升起，而任正非没有办法的当下，美国大棒打过来，一下子激活了华为人“以反惰怠为生”的意志。
薛定谔说：“生命以负墒为生”。任正非强调：“华为以反惰怠为生”。华为人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创造了一系列技术绝活，让大家不得不买。任正非的叙事直落根本，他一直在强调的是生命的第一性原理。这是容易被全世界所接纳的。
任正非的叙事方式，开始赢得尊重。任正非有一个基本判断：华为当下的问题，不是华为自身的问题，也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人类发展到今天所必然出现的全球性问题。所以，不可以退到自己的意识形态中，去寻找破解之道。而只能从西方人的视角去看待世界的变化，华为要坚持：
从人类文明的结晶出发，寻找解决世界问题的钥匙。
特朗普等政客的编造的谎言和设计的圈套，没有打断任正非和华为人的造物精神和行为。相反，他们在造物上不断取得新进境：
接近美接近神接近道
为人类创造大美，熟通万事万物第一性，是可以见到自性神明的唯一路径，也是可以见到天地神明的唯一路径。
在产品中倾注自己的灵魂和精神，把断供打压的痛苦都化为土壤，用痛苦创造真正的大美绝活，利乐全球人民。在过程中，华为奋斗者感受到精神和灵魂的成长，也连接上了万物一体的天线，华为在新的形势下，华为没有退缩到自力更生，而是依然坚持“倾宇宙之力，造当下之大美绝活”。这里的大美绝活，包括有形的物和服务，无形的生态。
“干中学习”，是任正非和华为叙事方式，也是诺奖获得者席勒所心仪的叙事方式。他就是“干中学”：“为了试图了解TikTok为何传播如此之广，我最近下载了这个应用，事实上我开始有点喜欢上它了（笑）。有意思的是，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人际互动的模式，却在突然之间变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席勒不愧是大师。他一下子就抓住了字节跳动跟吸大麻一样有一种扭曲的催眠作用。社交媒体最大的问题在于你接触不到与你不一样的观点，与你互动的都是跟你一样的人。慢慢地你会被膨大，会自以为了不起，你会错误地领会这个世界。这一点是有些危险的。席勒也还没有想到解决之道。
华为也跟席勒一样，在“干中学”，在实践中寻找着无限可能性的新突破。
华为的叙事方式（补洞的飞机与稀巴烂的芭蕾脚），也会是中国的叙事方式。中国的叙事方式，迟早会得到世界人民的认可。只要我们不管东西南北风，依然全心全意致力于价值创造，我们的声音终将穿越当下的不确定性，终将在造福人类的事业中光大。
相信，在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理性将回归人类。马斯克笃信万事万物演化的第一性原理，我也笃信第一性原理。
王育琨手记
2020.8.18
后疫情时代下的叙事如何影响经济活动，甚至最终影响地缘政治力量的平衡？
8月12日晚，耶鲁北京中心联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邀请席勒做客“普林斯顿与大咖说”线上直播间，结合他自2000年以来发表的7本著作的内容探讨“叙事”如何决定经济的繁荣或萧条，以及后疫情时代下的叙事如何影响时代发展。
在经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中，理性人假设是很重要的基本假设。而帮助席勒在201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行为经济学则对传统经济学中这一根基性的假设持否定态度。
这一理念也贯穿于席勒迄今为止出版过的7本主要著作中。2000年，席勒出版了超级畅销书《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Exuberance：RevisedandExpandedThirdEdition），这本书的第一版与第二版曾成功地预测了美国2000年的股市泡沫与2007年房地产市场的崩溃。2019年，席勒携新作《叙事经济学》（NarrativeEconomics：HowStoriesGoViralandDriveMajorEconomicEvents）重回大众视野。
“人们的行为可以影响市场”是大多数人都会接受的观点，但人们的行为又是如何被流行叙事所影响的？在需求低迷拖累投资和就业的情况下，是什么在推高股价？特朗普的言行作为一种叙事如何影响市场？疫情留给人们的恐惧与焦虑会如何影响未来的经济？席勒在此次线上活动上一一解答。
席勒：特朗普非常擅长“叙事”（narratives）。让我惊讶的是，美国有很多他的故事的忠实信徒。特朗普给自己打造了一个做生意的天才形象：富有同情心的同时又很强硬。他还很了解电视节目的重要性，他对自己的宣传远远超过了传统的演说。
特朗普成功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虽然他说的很多话都不是真的，他的故事也不合逻辑。他写过很多书来描述自我提升之道，还甚至在一本书里称，不要害怕自我吹嘘。但他当上了总统，这似乎就证明了他是个天才。因为常人不像特朗普那样，他们想听不一样的故事，这能让他们感觉很好，于是市场的表现就很乐观。特朗普在任期间，美国的股市和楼市都表现得很好。
席勒：经济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定理（principle）：干中学（LearningByDoing），由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在经典论文《干中学的经济含义》（TheEconomicImplicationsofLearningbyDoing，1962）中提出，指的是人们在生产产品、提供服务的同时，也在积累经验，从经验中获取生产技能与知识。
席勒：上个世纪20年代的美国非常繁荣，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竞争的社会。现在看到的关于大萧条的叙事并没有包括这一方面：相比于1920年代，大萧条时期（1929年-1940年代）美国社会的竞争要弱很多，美国人普遍都更为友好，彼此之间更为互帮互助。从这个角度来看，大萧条时期美国人可能过得更幸福，因为萧条时不必再在意个人成功，但这会导致经济上不好的结果。例如，1932年相较于1929年，新车销售量骤降85%。
新冠疫情好的一面在于，它让大家团结在了一起，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人们也变得更为在乎彼此，心态上改善了很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让所有人的生活都能过得更好。
新冠疫情期间新的叙事是什么？决策者应如何采用叙事来应对疫情？
席勒：相比于现在，为了应对危机大萧条时期人们更倾向于采取激进的解决办法，共产主义也因而在那个时期的美国盛行，涌现了很多关于改革的想法。政客们知道需要讲故事，以及如何去表现他们自己，而这些“故事”有非常强大的力量。
美国在疫情的应对上做得很差。在美国的主流叙事中，公民，尤其是男性公民是强硬而又独立的。于是在政府说要戴口罩时，他们会说我有权利不戴，这是我们的基本权利。我们需要有娴熟的政客来改变这样的“故事”。可是现实是，人们喜欢特朗普，特朗普本人此前也不戴口罩，而总统理应起到树立榜样的作用。这说明这样的国家叙事有时候是会有问题的。美国的“独立公民”叙事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需要做一些改变。
席勒：为了试图了解TikTok（字节跳动旗下国际品牌）为何传播如此之广，我最近下载了这个应用，事实上我开始有点喜欢上它了（笑）。有意思的是，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人际互动的模式，却在突然之间变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社交媒体最大的问题在于你接触不到与你不一样的观点，与你互动的都是跟你一样的人。在这些社交网络上你能得到很多认同，甚至是在一些非常私密的问题或领域上。这可能会让你的配偶或伴侣觉得是件很疯狂的事，从而影响到亲密关系。这一点是有些危险的。我还没有想到解决之道。
责任编辑：武晓东
《叙事经济学：故事如何像病毒一样传播并推动经济事件》是罗伯特·席勒10月1日刚出版的新书。席勒教授是行为经济学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时也获得了201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有意思的是，201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还颁给了有效市场假说的奠基人尤金·法玛，而法玛与席勒的观点却是正好相反的。
当然，虽然大家一直认为这两派有些势不两立，不过至少从席勒教授看来，行为经济学的出现并不是为了要替代有效市场假说。他曾多次说有效市场假说是「一半的事实」（half-truth），即它在很多时候是我们的有效参考点，但在另一些时候也会偏离现实，我们从来不应该期望用一个简单的模型去描述复杂的世界。
行为经济学是讲人的个体行为及心理纳入到经济学的模型框架（或者说是一种修正），叙事经济学则是希望将流行经济叙事加入到经济学模型之中。
某种程度上来说，叙事经济学是对行为经济学的一种延伸，即将更多的真实世界元素加入到传统经济学当中，而不是让经济学仅仅局限于各种数学关系，也就是所谓的「黑板经济学」。
那么席勒教授所说的叙事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呢？
席勒认为，经济叙事的加入，能够帮我们更好地预测未来经济事件的出现。传统经济学所擅长的是用一系列的抽象模型去分析短期的经济走势，但在长远的预测上却表现得很糟糕。例如，根据FathomConsulting的一项研究，从1988年到现在全球194个国家发生的469起经济衰退里面，成功被经济学家预测的只有17起，而他们预测的衰退有47次都没有发生。
但人们在做经济决策的时候，想获得的恰恰是关于长远的预期。买房买车这些决策可能会影响你未来数十年的规划，选择不同的行业发展也会对你未来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我们需要能够更好预测长远经济的工具，至少是在现有工具基础之上的改进。
如同行为经济学是经济学结合心理学一样，叙事经济学也是一门交叉学科。席勒教授在书中用了不同的学科角度去阐述「叙事」在许多学科，尤其是社会学科中的重要性，以及为什么我们会对故事如此着迷。
当然在这本书里，更为重要的内容是席勒提出的关于经济叙事的七个命题：
我们在这里不会展开去讲这每一个命题，而是选取席勒教授在书中所提到的一些例子，来看经济叙事的演化与传染，以及它是怎样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
我们看的第一个经济叙事例子是关于节俭与炫耀式消费。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一方面在历史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将节俭作为一种美德，并且限制过度消费。而另一种叙事则是说为了取得成功，人们就需要在生活中展现自己的成就与实力，炫耀式的消费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东西。
我们不会把视角拉得过长，而是从美国1930年代的大萧条出发，探究这两种对立的叙事是如何演化以及影响到美国的经济的。
面对大萧条这样的经济危机，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遭到了严重的影响，日常生活的水平也难再保持原样。
不过对于当时不少的中产阶级家庭来说，他们的一个重要担心是，生活水准的下降会影响他们的道德水平。这当中的原因也不难理解，即生活水平降低可能让你不再去好好收拾自己的房屋和自我整理，最终潜移默化影响到自身的道德水平。
恶劣的经济环境之下社会心态的转变让人们逐渐接受了这种消费降级，而硬币的另一面则是人们开始排斥那些炫耀性的消费，这种消费方式在流行文化中逐渐成为了一种不体面且不道德的行为。
此外，许多人在大萧条期间多少还有些享受讲述自己或者朋友亲戚遭受贫困和损失的故事。这种故事本身也有道德层面的意味，因为贫困并不是他们自己的错，他们并不为此感到羞耻。对那些遭受损失的人表现出同情是一种体面的行为——而在周围受难邻居身边享受财富则是非常不道德的。
在1932年，《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就观察到，这样的经济叙事其实限制了社会的购买力。例如当时的汽车工业就已经感受到，有相当一部分人有消费能力，也有消费需求，但是就是不去购买新车，而是坚持骑自行车。当中很大程度上就是心理原因，在一种鼓励节俭，抵制炫耀性消费的社会叙事框架之下，购买一辆新车只会显得奇怪而不合时宜。
我们再看「美国梦」这个例子。
美国梦的起源可以有不同的说法，不过这个词开始被广泛使用还是1931年，作家亚当斯在《EpicofAmerica》使用了「美国梦」这个词之后。当时这个词更多还是被用于描述一种人人机会平等，追求自我奋斗的社会状态。到了马丁·路德·金所在的60年代，这个词则被赋予了种族平等的内涵，并且因为它的遇刺让这个词变得更加深入人心。
布什在2003年总统大选活动期间，也将自己的政策与美国梦绑定了起来。他在2003年12月签署了《美国梦首付援助法案》，让更多人能以更低的成本购买到自己的房屋。他宣称在美国，拥有自己的房子，就意味着你正在实现美国梦。
于是，物质消费，爱国主义，以及政治宣传融合在一起，悄然地让美国梦一次次地发生了经济叙事上的转变。这种转变一方面在为人们购买更多房和车正名——这是一个富有爱国主义的高尚行为——进一步刺激了房地产的市场。但在另一方面，这种刺激也为后来的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
从关于消费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再反过来对照席勒教授所提到的几个命题。其中，「美国梦」一词的例子可以看到，叙事的经济影响是在不断演变，其中微妙的含义变化对人们的感知有着重要的影响。而文学家，商家，政客的不断重复一次次加深着人们的印象；而也因为这个词与爱国主义的深深绑定，也让它有着更强的影响力。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大萧条时期关于节俭的经济叙事，即是建立在当时具体的时代背景之上，同时也对后续的经济演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们再拿更近一些的比特币作为例子来对照。
比特币起源于中本聪在2008年在密码学邮件组里发的一篇论文，这其实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专业圈子。但也正如席勒教授所提到的第二点，关键经济叙事可以只占到大众谈论的少数。而到后来，比特币产生了种种不同角度的叙事——代表未来的科技，一夜暴富的神话，反抗权威的去中心化，世界银行的构思——这些叙事的角度不同，但都是在朝前推动着比特币，这也印证了第三点，即这种整合的叙事能够比任何一种经济叙事更加强大。
而正如「美国梦」一词的影响力得益于它所含的爱国主义一样，比特币产生的如此大的影响力也源自于它与个人利益的深深挂钩。你可以听到周围有许许多多炒币的人，而其中不少人又会告诉你他们因此得到的巨额收益（幸存者效应），你很难不为之所动。尤其是，在许多交易平台广泛存在的情况下，你可以很轻易地参与其中——即便你根本不懂当中的加密算法为何物。
这种跟个人利益相挂钩的经济叙事，如果能够让人有着很强的参与意愿，配上较低的门槛，带来的常常是狂热；如果门槛够高，带来的则会是一种恐慌。这也是为什么会有人担心当下的AI会代替人类的工作，而这种情况在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里面几乎不存在——后者没有太高的参与门槛，你只需要在股市中购买.com的股票即可，而前者却存在着相当高的参与技术门槛。
但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有了更多工具去探究这些话题。例如你可以用谷歌的Ngrams工具去搜索某个词从1500年到当下在书籍中出现的频率变化。而像Ngrams只是其中的一个工具，有了这样的工具，我们就可以去研究那些在过往可能根本没有办法研究的东西。
当然除了研究世界以外，席勒教授还期望的是，叙事经济学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世界。正如行为经济学奠基人之一理查德·泰勒2010年开始在英国政府中设立「助推」小组，帮助政府更好地引导人们做一些长远有利的事情那样（关于助推的一个经典例子是在男性小便池里雕刻上一只苍蝇，从而减少了人们尿在外面的情况出现），叙事经济学也同样能够在公共事业上起到引导的作用。
不过想要实现这一点，我们还需要对叙事经济学有着更为深入的研究。这一方面是需要有更为完善的数据作为支持，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给叙事经济学配上更多量化的框架，以及来自不同学科的视角。不过席勒教授在这里强调说，我们必须要避免为了追求一种精确感，使用那些看似科学实则毫无意义的术语公式，我们需要始终保持对科学研究的敬畏。
总之，叙事经济学是一门新的经济学分支，它给了我们全新的研究经济事件的视角。我们也愈发看到，经济学正在不断将更多的真实世界中的元素纳入其中，而不仅仅是停留在理论的数学模型之上。
写这一段的时候我顺便在放着《神探夏洛克》的第三季，夏洛克刚巧说的一句台词倒是挺应景的：「跟你博客上精心润色过的故事不同，现实世界不可能那么如意。」
但至少，现实世界还是更有意思。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席勒近年来一直敦促他的同事们思考叙事是如何影响繁荣、衰退和其他经济事件的，无论这些故事是否真实。他建议扩大经济学领域，囊括对不断变化的叙事的定量研究，认为这将改进经济预测，并使人们更清楚地了解推动经济产生变化的复杂因素。
席勒的著作《叙事经济学:故事如何传播并推动重大经济事件》（NarrativeEconomics:HowStoriesGoViralandDriveMajorEconomicEvents）
Q&A
1894年，《帕尔格雷夫政治经济学辞典》（PalgraveDictionaryofPoliticalEconomy）收录了“叙事经济学”（narrativeeconomics）一词，但它的定义是，经济学家写的叙事是历史事件的序列。但这并不是我对这个词的理解。
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经济事件本质上是由过度简化和容易传播的经济叙事变体的扩散性传播所驱动的。我们需要将这些可扩散的叙述纳入经济理论。否则，就会忽视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变革机制。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通俗叙事的蔓延性，以便充分理解经济波动和经济行为。
叙事是很难量化的，因为它们总是在变化，而且数量太多了。我们不能靠到处偷听别人谈话来判断叙述的效果。数字化后的文本和改进后的搜索引擎使我们能够搜索书籍、杂志、报纸、商业报告、法律简报、个人日记、布道等各种各样的东西，并对流行的特定术语有一定的了解。对叙事的研究涉及到计算机和人类的判断。你不能只计算一个词被使用的次数。你要看人们如何使用这个词。对叙事进行衡量并将其纳入经济理论中是一个重大挑战，但我不认为它们是不可逾越的。
加密货币的故事非常激烈。在高峰时期，比特币达成的价值超过3260亿美元。为什么会这样呢？在一些计算机科学家的眼中，比特币是一个梦想。我们甚至不知道那个人的身份。据推测，此人名叫中本聪（SatoshiNakamoto），但这一说法并未得到证实。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存在。叙事中有一种神秘的元素，这很重要。
我认为叙事对于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的普及非常重要。比特币之所以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它助长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论调，即政府是不必要的、不值得信任的。它助长了一种说法，即年轻人创建了一个政府无法触及的金融机构。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叙事。尽管这并不能证明比特币的核心理念是正确的，但它给人们带来了与病毒视频一样的乐趣和刺激。
神秘是很强大的，人们喜欢神秘的故事。神秘的故事产生了它们自己的新闻，比如当人们声称自己是中本聪（SatoshiNakamoto）时，他的传说就可能会流传很久。
彼得·布鲁克斯，耶鲁大学比较文学荣誉退休教授写了一本关于叙事重要性的书《为情节而读》。我和他讨论过这个问题，很难描述是什么造就了一个成功的故事、小说或歌曲。这有点随机，但也与作家的创作精神有关。有时，我们不知道叙事是如何产生的。有时，它们是偶然开始的，或者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又重新流行起来。我们很难知道什么可以使经济故事站得住脚，就像我们很难预测什么时候会有大流感一样。
1896年，格兰特·汉密尔顿创作的一幅政治漫画，讽刺布莱恩和他的“黄金十字架”演讲。这并不是布莱恩写的。国会议员塞缪尔·W·麦考尔在1896年1月的一次演讲中使用了几乎相同的语言，该演讲被转载在国会纪录中。众所周知，布莱恩出席了麦考尔的演讲。他看到了激发观众的画面。于是他在大会演讲中用了这个表述，并给它贴上了名人的权威标签，这使得它在迅速传播开来。
我把这归功于耶鲁。这是一个国际化的地方，重视人文和跨学科合作。我在管理学院有一个联合任务，试图将自己融入大学的架构。我们这里的学者，包括IrvingFisher，是真正热衷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这也是吸引我来到耶鲁的原因。当一个人想对一个大问题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时，这是非常有帮助的。此外，我还读了生物学家E.O.威尔逊1998年的著作《一致性》，该书的主张与其他研究领域保持联系。我对此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