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界有一句谚语:“这个世界上有四种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日本和阿根廷”,阿根廷也是唯一无法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概念界定的国度。19世纪末阿根廷人均国民收入已排名世界第六位(1),当时该国生活水平高于其宗主国———西班牙(2)。此后百年间,阿根廷经济增长并不稳定,尤其是在部分特殊时期,如一战前后、大萧条前后以及军政府时期等。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尤其是80年代以来,阿根廷经济增长缓慢,已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了半个世纪,曾经远远落后于阿根廷的日本(100年前)、韩国、新加坡(50年前)等国家,早已走过了中等收入阶段。
19世纪下半叶的阿根廷,依靠世界上最好的土地———潘帕斯(Pampas)草原,致力于发展农牧业。激增的羊毛、皮革以及谷物出口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和移民,阿根廷早期经济随之快速增长。在1890—1914年间,阿根廷经济达到了自身的巅峰(以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为基准),但当时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快,只有2%。(2)
表11890—1980年阿根廷GDP增长率下载原表
(%)
关于阿根廷早期的经济增长,历史上广泛使用的凯恩斯主义分析框架认为:农牧业发展导致投资爆发,由此促进了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以及出口的繁荣。这个框架也被应用于澳大利亚等深受英国影响的国家,这种现象被称之为“泛英国殖民地效应”。但在这个分析范式之中,还夹杂着诸多非凯恩斯的要素(3)。表1中所列的阿根廷历史经济增长的分段方式本身就是不同理论的体现之一。如将早期经济分界划分在1914年还是1929年,其差异在于是注重贸易的作用还是资本的作用(1)。这两种划分方式也是在对阿根廷早期经济的探讨中,将其归因为农牧业出口占据比较优势的众多论述中的主要代表(2)。
20世纪30年代,阿根廷在贸易壁垒林立的情况下,同许多拉美国家一样选择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但在有数据可查的1962年,执行了20余年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阿根廷农业原材料出口占商品出口的23.09%,食品出口占商品出口的71.52%,制造业出口只占商品出口的3.47%。(3)农牧业繁荣形成的出口结构以及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进口需求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一直在持续。在20世纪60年代,彼时阿根廷已经形成了基于发展经济学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工业国有化与农牧业出口为主体的经济结构,民众主义政治主体与诉求已经成型,这些因素对阿根廷此后的经济增长路径选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阿根廷的经济发展水平仍在韩国、新加坡等国之上,但增长稳定性差。1960—2015年期间,阿根廷经济年均复合增长率只有2.16%,标准差高达5.63%,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99%,美国经济年均复合增长率为3.26%。(4)
图1阿根廷与世界GDP增速及阿根廷对美国人均GDP占比(2010年美元不变价格)下载原图
阿根廷另一个贯穿20世纪并持续至今的特征是民众主义。发端于19世纪末期的民众主义,虽然关于其界定仍旧莫衷一是,但作为一种政治思潮、理念以及政策工具,民众主义深刻影响了阿根廷的政治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以庇隆主义(阿根廷民众主义的代名词,庇隆党是阿根廷最重要的政党之一)为例,其政治基础为城市工人,该党执政政策通常倾向于工人阶层,在社会政策方面加大公共开支,提高社会福利(1)。
在政治制度方面,虽然阿根廷很早就引入了民选政治架构,但军政府和文人政府的轮回一直持续到1983年。从1916年激进党首次执政到1958年间,军政府七次颠覆政权,多数情况下反转已有社会政策,并调整经济政策。但以是否为军政府来区分经济政策并不准确,因为军政府在经济方面很多时候执行的是自由经济政策;而民选政府经济上的左右之分同样难以简单符号化处理———出自庇隆党的梅内姆依靠民众主义上台,却没有延续庇隆党一贯的社会福利政策,反而在任内进行了阿根廷经济史上最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新自由主义)。政治因素,尤其是民主化后的选举政治,对于经济政策的影响是巨大的。
进口替代工业化、民众主义及以农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是20世纪上半叶阿根廷经济发展历程中最突出的特征,并深深影响了此后半个世纪的经济增长路径。尤其是,民众主义不仅形成了特定的社会政策,也压缩了经济政策的空间,还改变了政治环境。
从经济增长要素的角度来看,哪些因素在阿根廷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又是哪些因素导致阿根廷经济长期增长乏力这是下文将继续探讨的。
其中Y表示产出,A0表示技术进步,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αK,αL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下标t表示第t年。将两侧取对数,得到:
根据索洛(Solow)的结论,无论初始的k位于何处,其总是向平衡增长路径收敛。据公式(2)构建回归方程,即可求得系数αK,αL,将系数标准化,可解得αK*,αL*。据此可知,全要素生产率(TFP)公式为:
随后,利用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Nehru)提供的阿根廷1950—1990年间的固定资本总值、GDP与新增固定资本数据,通过对该数据转化分析计算(消除历史汇率巨幅波动的影响),得到1990年阿根廷固定资产总额与当年GDP总额的关系(1)。结合世界银行的历年新增固定资本数据,统一转化为按照2010年不变美元价格计价数据,再根据每年新增固定资产总额计算得到阿根廷固定资产总额;劳动方面由经济活动人口总量推算而来,根据公式(2)构建的回归方程并求解,最终求得全要素生产率。该计算结果显示,阿根廷全要素生产率在1990—2015年间,大概水平为3左右,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TFP水平(见表3)。(1)
表31990—2014年阿根廷固定资产、劳动力与GDP变化情况下载原表
在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利用SPSS得到了阿根廷GDP、资本与劳动的回归模型,模型显示,固定资产在阿根廷经济增长中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见表4)。
表4阿根廷GDP、资本与劳动回归模型概况下载原表
测算显示:阿根廷经济增长主要动力在于资本形成,劳动贡献较小。劳动就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总量的增加,二是质量的提升。数量方面,在有数据可考的1990—2015年,15岁以上就业人口数量年均增长1.5%,但在质量方面,高知识技能员工在总劳动力中的占比多年来未有实质变化。总的来看,就业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有限。
在资本方面,资本形成一般情况下源自储蓄、外债和外国直接投资(FDI),但阿根廷FDI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水平多数在GDP的1%以下;90年代后FDI波动较大,对阿根廷长期经济增长而言,更多需要借助储蓄和外债的力量(见图2)。
图21970—2015年阿根廷外国直接投资概况下载原图
表51971—2001年阿根廷FDI、外债与经济增长率下载原表
最终,资本形成还得依靠储蓄。数据显示,阿根廷国内储蓄率受两大因素影响:一是通货膨胀率,通胀越高,储蓄越少;二是汇率。20世纪90年代施行固定汇率时期的储蓄率最低,币值严重高估导致大量美元利用自由兑换制度逃离了阿根廷。债务危机爆发之后,阿根廷废除了固定汇率制,并施行外汇管制。总体来看,阿根廷在80年代以后,国内总储蓄比率长期维持在20%左右,在利用FDI与外债方面,阿根廷经济并未从中得到支持,这使得阿根廷资本形成并不充足(见图3)。
图3阿根廷1960—2014年国内总储蓄与通货膨胀率下载原图
全要素生产率偏低,资本形成不足,劳动力作用有限,种种因素导致了阿根廷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增长乏力。对于阿根廷长期增长乏力的解释,需要延伸到整个制度层面,尤其是需要从阿根廷矛盾的经济结构、经济政策与政治因素的影响角度谈起。
20世纪初期,阿根廷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农牧业,尤其是出口。1913年,阿根廷进出口总额相当于GDP的90%,20世纪60年代以后,进出口总额一直徘徊在GDP的20%~30%之间(1)。近半个世纪以来,进口替代工业化开始缓慢改变出口商品结构,但收效不大。
有研究显示,阿根廷产品的复杂性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很小;而且经济增长对提升产品复杂性几乎没有产生作用(2)。纵观阿根廷经济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每当经济衰落或者大宗商品繁荣之时,农牧产品及燃料组成的初级产品出口份额就将反弹。这种出口结构既代表了阿根廷传统农牧业产品的竞争优势,也代表了路径依赖的严重性(见图4)。
图41960—2015年阿根廷出口商品概况下载原图
另外,进口替代工业化需要加强国内消费,提升工资和福利显然是一种解决办法,这既满足了经济需要,也满足了政治需要(迎合了民众的要求)。结果导致资本(高价进口设备的成本传导到国内)和劳动价格都在提升,企业成本越来越高,政府财政赤字越来越多,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不可避免。事实上,货币贬值是历任政府心照不宣的选择(除了在实行固定汇率制的20世纪90年代以外)。
数十年来,阿根廷货币贬值的幅度大到必须用科学计数法表示,1961—2014年复合通货膨胀率高达73%(1),持续的通胀与货币贬值使个体的努力变得毫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阿根廷民众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只能要求福利,这也是阿根廷民众主义盛行的根源所在。
民众主义在阿根廷一直保持着影响力,在庇隆执政时期,民众主义得到了极大发展。奉行民众主义的庇隆党多次执政,注重劳工福利与社会政策。需要说明的是,阿根廷几乎所有文人政府都强调社会福利,如激进党中无论是首任民选政府伊里戈延总统(1916年)还是债务危机之际上台的阿方辛总统(1983年),即使在危机时期,所采取的社会政策都是增加工资与福利。
在公众对政府的信心没有得到恢复的情况下,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在选举中都将继续维持高福利的现状。事实证明,改变这一切的成本过于高昂———梅内姆时期的政治选择可以做一个注脚。梅内姆自称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完全颠覆了民众主义的传统,其执政时期大幅削减公共支出,降低社会保障的标准,民意调查显示其支持率低到只有10%,直接导致其在后续大选中失利(2)。阿根廷民众和政党分别做出的、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福利政策优于经济增长),从短期来看是理性的最佳选择,但从长期来看并不利于阿根廷的发展。
从宏观角度来看,民众主义和进口替代工业化内生的冲突日渐突出。民众主义导致政府和民众选择福利,其结果是促成了国有化、贸易保护、高工资与高福利社会政策的出台,但却使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陷入困境。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贸易保护降低了国有企业产品的竞争压力,高工资导致成本上升,高福利导致财政赤字,种种因素累加在一起,成本推动型通胀难以避免。汇率归根到底还是不同国家货币购买力的体现,国内通胀使得货币贬值难以避免,这又使得进口资本品价格上涨(机器、设备和技术等),企业运营成本再次攀升,而贸易保护导致国内企业缺乏竞争者,使得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可以将各种成本压力转移出去。有数据研究证实,阿根廷国内工业品价格高昂,部分品类是国际价格的3倍以上。(1)
民众主义传统在阿根廷现实条件下,导致了工业化进展缓慢,而且通货膨胀造成的储蓄率下降也为外债累积提供了外部条件,阿根廷历史上的债务危机的成因正是如此。在工业化进展缓慢,工业品竞争乏力,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还需要大量外汇的情况下,具备竞争优势的农牧业出口成为经济的主要支柱,于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问题的优先顺序只能再次向后调整。
上述进程印证了制度经济学的基本逻辑,一旦某种制度被系统采纳,那么这一制度便按照一定的发展路径演进,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体系所取代(2)。对于阿根廷来说,短期理性和长期理性的冲突,个体理性和群体理性的冲突,最终的结果是产生了“囚徒困境”的效果,改革的成本在短期内远远超过了可能的收益。事后来看,体现为变革来得太晚。
但是,前文关于TFP数据的计算表明,技术进步要素或者创新作用是有限的。以专利申请数据为例,1970年,阿根廷非居民专利申请5096项,居民1982项;1990年该数据分别为1955项和955项;2014年,两项数据分别为4173项和509项。在漫长的历程中,居民申请专利数量非但没有上升,反而大幅下降了。创新乏力最直接的原因在于投入不足,以研发为例,1996—2010年期间历年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均不足0.5%。(1)
阿根廷通过多年来的努力,在提升人力资本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然而,阿根廷至今仍未能真正有效完善经济结构,货币贬值的压力始终存在,通货膨胀高企导致储蓄率难以提升,人口老龄化更为未来的劳动力结构蒙上了一层阴影,而且在提升创新能力以及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方面仍严重不足。在种种局面下,改变公众和政府的政治偏好(福利偏好)犹如超级长期合作博弈,需要整个社会更深层次的互信和持久的努力。
1RafaeldiTellaandIngridVogel,TheArgentineParadox:EconomicGrowthandthePopulistTradition,HarvardBusinessSchool,Prod.9-702-001,December12,2001.
2C.B.Schedvin,“StaplesandRegionsofPaxBritannica”,inEconomicHistoryReview,Vol.43,No.4,1990,pp.533-559.
3CarlosF.Díaz.Alejandro,EssaysontheEconomicHistoryoftheArgentineRepublic,NewHavenand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1970.
4A.M.Taylor,“TresFasesdelCrecimientoEconómicoArgentino”,enRevistadeHistoriaEconómica,Vol.12,Issue3,1994,pp.649-683.
5J.D.Gregorio,“EconomicGrowthinLatinAmerica”,in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Vol.39,No.1,1992,pp.58-84.
6PaulM.Romer,“IncreasingReturnsandLong-RunGrowth”,in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94,No.5,October1986,pp.1002-1037.
7A.M.Taylor,“OntheCostsofInward-LookingDevelopment:PriceDistortions,Growth,andDivergenceinLatinAmerica”,inTheJournalofEconomicHistory,Vol.58,No.1,1998.
8DouglassC.North,“Institutions”,inThe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Vol.5,No.1,1991,pp.97-112;EmilySinnott,JohnNashyAugustodelaTorre,LosRecursosNaturalesenAméricaLatinayelCaribe,MásAlládeBonanzasyCrisis,BancoMundial,2010,p.23.
10DíazAlejandroandCarlosF.,EssaysontheEconomicHistoryoftheArgentineRepublic,NewHavenand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1970.
11IsabelSanz-Villarroya,“EconomicCyclesinArgentina:1875-1990”,inJournalofLatinAmericanStudies,Vol.38,Issue3,August2006,pp.549-570.
12C.F.DiazAlejandro,EnsayosSobrelaHistoriaEconómicaArgentina,BuenosAires:EditorialAmorrortu,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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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JuanCorradi,TheFifthRepublic:Economic,PoliticsandSocietyinArgentina,Boulder:Westiew,1985.
17V.NehruandA.Dhareshwar,“ANewDatabaseonPhysicalCapitalStock:Sources,MethodologyandResults”,enRevistadeAnálisisEconómico,Vol.8,No.1,1993,pp.37-59.
20JulioBerlinsk,i“InternationalTradeandCommercialPolicy”,inGerardoDellaPaoleraandAlanTaylor,ANewEconomicHistoryofArgentina,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3,p.197.
21伍业君、张其仔:《比较优势演化与经济增长---基于阿根廷的实证分析》,载《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2期,第37-46页。
23NicosMouzelis,“OntheRiseofPostwarMilitaryDictatorships:Argentina,Chile,Greece”,inComparativeStudiesinSocietyandHistory,Vol.28,No.1,January1986.
24DavidE.Leaman,“PopulistLiberalismasDominantIdeology:CompetingIdeasandDemocracyinPost-AuthoritarianArgentina1989-1995”,inStudiesinComparativeInternationalDevelopment,Vol.34,Issue3,1999,pp.98-118.
26DouglassC.North,“Institutions”,inThe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Vol.5,No.1,1991,pp.97-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