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新中国的成立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挥“改变世界”的变革中国的实践中不断实现“中国化”的理论飞跃，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经了理论确立、理论发展和理论创新的发展进程，这是一场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双向推进的发展历程。如何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何认识和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进程，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学界的研究表明，这些议题依然是构成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确立指导地位与初步发展
建立新中国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真理的胜利，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证明，更是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运用。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这一发展阶段，是中国面临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艰难历程的双重考验时期。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地位的确立与社会发展主题的转变。
建国以后，中国面临着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意味着社会发展的主题由革命向建设的转变。这需要一方面，在现实层面进行社会主义变革，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在思想层面转变和改造人们旧的世界观，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武装国家公职人员、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乃至广大群众的头脑，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开展社会发展史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当时被称为“思想领域的解放战争”，是一次重要的卓有成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蒙教育。在这个阶段，专业化的哲学理论工作者队伍和研究平台得以组建成立。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哲学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以及单行本被陆续翻译出版，国外学者（主要是苏联学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得以大量有计划地翻译和介绍，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重新发表，以及《毛泽东选集》前三卷的出版，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得以确立。
第二，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艰难探索。
第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破坏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
1966年至1976年是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发展和人们的思想精神层面承受着巨大挤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与倒退。这十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占据主导地位的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被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遭到破坏。成为历史悲剧的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大搞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文革中鼓吹了“天才论”、“精神万能论”、“上层建筑决定论”、“全面专政论”等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谬误，使中国在各方面出现了混乱、破坏和倒退。
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进展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前一个时期从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在这一时期中，既有可贵的探索和成功的经验，也有严重的失误和惨痛的教训。尽管作出了艰苦的努力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仍然未能找到一条成功地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第二个时期是从1977年的拨乱反正开始至今，文革的错误被迅速纠正，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遵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认识原则，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国际关系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伟大历史转折，确定了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由革命哲学向建设哲学作出调整和转变，开创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的时代任务得以开启。
第一，拨乱反正与真理标准大讨论。
政治上、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必须深入到思想领域的正本清源。针对清除文革“左”倾错误思想和打破教条主义对人们思想的禁锢，邓小平提出了恢复和确立毛泽东一贯倡导和实行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引发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全国大讨论。
第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
1978年12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代主题从“革命”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由此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工作重点的转移意味着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从事经济建设，绝不是对生产关系放任不管，相反，它要求生产关系的改变要真正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不允许以政治运动来干扰生产的发展和经济建设。这次会议确立了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包含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统一。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为即将展开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全面建设的新时期。
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5]从邓小平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到2012年十八大对这理论做出的新表述，表征着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它是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组成的严整的科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它坚持与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期的体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回答了重大理论问题，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回答中包含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创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问题与进展。
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界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双百”方针鼓舞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积极参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把哲学研究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为理论探讨和学术争鸣进入活跃和繁荣的新时期做出努力。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从对传统教科书的反思到文本研究和“问题意识”的转换，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确立，不断探索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
其一，传统教科书体系的改革及引发的哲学思考。
其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与“问题意识”的转换。
其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出场与价值。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
从改革开放到中共十八大召开前的这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由于工作重点从“革命”向“建设”、“发展”的转移，以及民众个体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最大化地激发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与创造性，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建设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实践证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在中华民族获得解放和独立的历史运动中承担着理论指引，而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兑现的国富民安的伟大实践中依然保持主导地位，以自身不断发展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将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第一，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实现整体转型发展。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指明中国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需要解决的新课题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为调整经济结构的稳增长，而不是经济总量的单方面增长，习近平提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供给侧改革”等决策，即适当放缓经济增长速度以优化经济发展结构，不以单纯追求高速的经济增长为目的，改变以往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发展模式，推出创新驱动为经济发展新动能，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加速更换动力的顶层设计，标志着我国开始了由大国向强国迈进的发展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整体转型发展的新时代。
首先，实现生产力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整体转型。从历史来看，因科学技术、人才资源匮乏而以要素驱动和投资规模驱动经济增长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伴随中国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提出了“创新发展”、“创新驱动”的新思路并逐步实施，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不断增强综合实力，实现和谐社会建设向更高层次发展。
其次，实现生产关系由“阶层固化”向“平等和谐”的整体转型。经过几十年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因收入差距拉大出现了“阶层固化”，这是按劳分配原则和国家治理未能同步跟进造成的。为实现社会发展的稳定和民众的共同富裕，十八大以来提出“共享发展”理念和“精准扶贫”措施，以达成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和促进平等和谐的新型生产关系。
再次，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由“国家统治”向“国家治理”的整体转型。当下，我国资源配置不够公平，人均资源占有率相对较低，日趋增强的各种诉求难以完全得到满足，只靠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主导来降低和解决矛盾已然不够。党中央提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身份的转变，要求以依法治国和公平正义来解决矛盾与难题，实现“法治”与“善治”相统一的现代化国家运作模式。
最后，社会发展理念由“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型，实现社会由非均衡发展走向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发展。从哲学观上来说，以人为本是人的世界之所以成为人的世界和人之所以作为人的一条根本原则。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本质上就是“以人为本”的历史观和发展观，它体现了人与人的世界的同一和人与自身的同一。“以物为本”的发展观是社会的发展过度重视物质财富在总量上的增长，忽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人的物质需要的满足而人的非物质需求却得不到充分实现。新时代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改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全方位的，这要求社会发展应由非均衡发展向全面协调发展的整体转型升级，以解决新时代的主要矛盾。
第二，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创新。
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是对时代主题的科学解答，这一时代精神在人类解放实践中获得验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入是一场从“化中国”到“中国化”的理论发展与创新历程，理论发展与创新离不开社会实践的舞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质是“改变世界”，“改变中国”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本质的具体化和民族化的伟大胜利，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引下新中国的建立、改革开放的启程和新时代的到来是这场胜利逐步取得的实践成果。换言之，这场胜利还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姿态实现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层面的创新。实践创新为理论创新提供了现实土壤和检验标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理论层面的创新则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一方面，在实践诉求层面，新时代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需要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众所周知，诞生于近两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产生之日就成为人民大众的理论武器，不断地通过革命的方式获得自身的解放，尽管在当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实现根本制度的扭转，但在东方社会俄国、中国以及亚非拉一些通过民族解放运动获得独立的国家中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在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生命力和需求度，其强大的理论穿透力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世界与改变世界”的本质精神，而这种精神是作为历史发展主体——真正的人所具有的，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旨归是实现“人的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那么，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至上”为核心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精神，在“认识中国和改变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中承担着理论指引，使国家和人民走在“强起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成果和面向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
四、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几点思考
真正有希望的民族是勤于思考的民族。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层次和思想成熟程度往往取决于自身的哲学素养，就此而言，哲学是民族精神之魂。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也塑造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使中华民族判断力得以提升，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得以复兴。当中国历经艰难奋斗以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方式走过风云变幻的20世纪，在相继获得了“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身份进入新时代之时，承担中华民族精神支柱和信念指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应对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挑战与发展的机遇。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研究范式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第二，在民族化和世界化相结合的思想逻辑中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三，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中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2]《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8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2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7]《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日报》2004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