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地国家（包括现在的比利时与荷兰）的清史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指清初到清中期，此时的研究由一些独一无二的观察报告组成；第二个时期即清晚期，研究内容主要是民族志学和礼仪；第三个时期是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以研究中欧交流史为主。
一、清初和清中期：观察报告
b荷兰早期的出版物概览，参见唐纳德·拉赫、埃德温·范·克雷：《发展的世纪》，《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3卷（Donald
F.Lach&EdwinJ.VanKley,AsiaintheMakingofEurope:volumeIII:ACenturyofAdvance,Chicago:Univ.ofChicagoPress,1993），第1册，第6章：“荷兰语文献”，第461-508页和第4册，第21章：“清早期”，第1662-1753页。也可参见埃德温·范·克雷：《在17世纪荷兰文献中的清代中国，1644-1700》，范德望、高华士编：《低地国家和清代中国的关系史，1644-1911》，第217-234页（EdwinJ.VanKley,“QingDynastyChinainSeventeenth-CenturyDutchLiterature,1644-1700”,inTheHistoryoftheRelationsbetweentheLowCountriesandChinaintheQingEra(1644-1911),ed.byWillyF.VandeWalle&
NolGolvers,Leuven:LeuvenUniversityPress,2003,pp.217-234）。
1.返回欧洲的中国访客
（PeterPaulRubens，1577—1640）在1595—1609年间绘制的。这一发现为我们确定近来所知的鲁本斯画作—ManinKoreancostume（身着韩式服装的人）中人物的身份提供了新的视角，这幅画现在应该被重新命名为“中国商人Yppong的肖像”。a接下来的一位前往中国的访问者是金尼阁(NicolasTrigault，1577—1628)。他出生于现在法国佛兰德地区的杜埃，1610年到达中国，1614年为了寻求在中国传教的支持而返回欧洲。金尼阁在欧游历广泛，曾到过低地国家，鲁本斯还在安特卫普为他绘制了一幅画像。他为在欧洲传播有关中国的知识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他出版的众多著作中，有一本名为《基督教远征中国》（DeChristianaexpeditioneapudSinas）的著作。这是一部基于利玛窦（1552—1610）用意大利文写就的、关于基督教在中国发展历史的拉丁文著作的译著。b他们都可以被视为清初访问中国的奠基者。
在欧洲出版的第一本有关清代的著作是由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Martini，1614—1661）c编纂的。他于1643年抵达中国，此时正好处于明朝统治崩溃和满洲军队入侵的前夕。在接下来的数年中，他亲眼见证了满洲军队逐步平定关内以及建立新政权的过程。
（1655）（NovusAtlasSinensis）。d这部地图集（或多或少地）依据新校正的当地原始资料和作者本人的观察，第一次向欧洲读者介绍了中国大陆的情况，包括各省的地图。这本地图集还附有200页的拉丁文本，信息丰富，不仅介绍了地形地貌等地理要素，还记录了人类活动和经济地理分布等情况。在安特卫普的出版商普兰丁（Plantin）那里，卫匡国出版了《鞑靼战
a斯蒂芬妮·施拉德编：《向东看：鲁本斯与东方的相遇》（StephanieSchrader,ed.,LookingEast:Rubens’sEncounterwithAsia,LosAngeles:TheJ.PaulGettyMuseum,2013）。“中国影响：荷兰黄金时期中国的图像与思想”研究项目的成员取得了新的发现。魏斯金、葛思康：《鲁本斯“朝鲜人”的新身份：中国商人恩浦的肖像》（ThijsWeststeijn&LennertGesterkamp,“ANewIdentityforRubens’s‘KoreanMan’:PortraitoftheChineseMerchantYppong”,NetherlandsYearbookforHistoryofArt,66:1(2016),142-169）。
c卫匡国作品收入他的全集（5卷本），德玛奇、白佐良主编：《卫匡国全集》（FrancoDemarchi&GiulianoBertuccioli,OperaOmnia,Trento:UniversitàdegliStudidiTrento,1998-2013）。
记》（1654）（DebelloTartarico），这是一部讲述满洲人征服过程的著作。a这部著作在当时是绝对的畅销书，有超过20个版本，同时被翻译成法语、德语、荷兰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瑞典语和英语。b其英文版全名为《讲述满洲占领中华帝国的故事》（BellumTartaricum,
ortheConquestoftheGreatandMostRemovedEmpireofChina,bytheInvasionoftheTartars,WhoinTheseLastSevenYears,HaveWhollySubduedThatVastEmpire.London:JohnCrook,1654），并附有中国各省及主要城市的地图，以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书中所记叙的故事。这部根据作者亲身经历写成的观察报告，c不仅令低地国家，而且使整个欧洲都迅速地了解了当时中国的情况。卫匡国返回中国后，普兰丁出版社和清初的在华耶稣会士一直保持着直接联系。d卫匡国返回欧洲的成果之一，是招募了新一代的来自低地国家的耶稣会传教士，他们后来也在为向欧洲传播清朝知识上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人包括柏应理（PhilippeCouplet，1622—1693）、鲁日满（FranoisdeRougemont，1624—1676）和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1623—1688）。
第一个人是柏应理。他实际上也是下一位在中国居住后访问低地国家的传教士。柏应理来自今属比利时的城市—梅赫伦，1659年抵达中国，1681年作为在华耶稣会士的巡视员被派遣回欧洲。柏应理在中国人沈福宗（MichaelShenFuzong，1658-1691）的陪伴下抵达
荷兰，并游历欧洲各国—低地国家、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他于1692年打算返回中国，却因所乘船只遭遇暴风雨，死于即将抵达印度果阿的途中。柏应理因编纂《中国贤哲孔子》
（ConfuciusSinarumPhilosophus）一书而闻名，这是第一部将《论语》《大学》《中庸》翻译为拉丁文的注释性译作。这部著作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并被进献给法王路易十四。这部作品同时也是其他几位耶稣会士一同努力的结果，这些耶稣会士包括殷铎泽（ProsperoIntorcetta,1625—1696）、恩理格（ChristianWolfgangHerdtrich,1625—1684）和鲁日满（FranoisdeRougemont，1624—1676）。这部著作包括一篇很长的导言和一个中华帝国年表。作者们试图利用这个年表证明圣经（旧约）纪年和中国纪年之间存在一致性。《中国贤哲孔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极为有效地将中国思想介绍到了欧洲。一个早期欧洲对中国思想接受情况的事例是，在1687年12月阿姆斯特丹以法语出版的月刊BibliothèqueUniverselleetHistorique上，有一篇来自加尔文派教徒杰恩·克里克（JeanLeClerc,1657—1736）长达68页（第387—455页）的书评。该书评不仅对书籍的内容做了准确的概括，还将拉丁文精准地转换为法文。这些出版物，为欧洲获知清代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知识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应该注意的是，将部分儒家经典首次翻译成欧洲语言的，是由皮特·范胡伦（PietervanHoorn）所著的一部
a现代版本：卫匡国：《卫匡国全集》第5卷，《鞑靼征服史及著作》（MartinoMartini,Operaomnia:Vol.V:DebelloTartaricohistoriaealtriscritti,Trento:UniversitàdegliStudidiTrento,2013）。
b有关不同翻译与版本间差别的比较，参见卡特里恩·博尔格：《卫匡国的〈鞑靼战记〉：拉丁文与其他翻译版本的比较研
究》（KatrienBerger,“MartinoMartini’sDeBelloTartarico:AComparativeStudyoftheLatinTextanditsTranslations”,inLuisaM.Paternicò,ClaudiavonCollani,RiccardoScartezzini,eds.,MartinoMartini,ManofDialogue,Trento:UniversitàdeglistudidiTrento2016,337-362）。
d此问题，见高华士：《17世纪中国的耶稣会士与安特卫普的联系（I）：莫瑞图思家族（1660-1700）》（NolGolvers,“TheXVIIth-CenturyJesuitMissioninChinaandits‘AntwerpConnections’:(I):TheMoretusfamily(1660-1700)”,DeGuldenPasser:JaarboekvandeverenigingvanAntwerpsebibliofielen74(1996),157-188）；《17世纪中国的耶稣会士与安特卫普的联系（II）：普兰丁·莫瑞图思档案馆藏25封中国的来信》（NolGolvers,“TheXVIIthCenturyJesuitMissioninChinaandits‘AntwerpConnections’:(II):TheTwenty-FiveChinalettersfromtheOriginalPlantin-MoretusArchives(MPM),1669-1690”,Lias34:2(2007),pp.205-248）。
2.直接来自中国传教士的报告
（HistoriaTartaro—Sinicanova,Louvain:M.Hullegaerde,1673）（1672年出版了葡语版：Relaam
a伊维德：《儒学的发展：送给中国人的第一首荷兰诗》（WiltL.Idema,“ConfuciusBatavus:HeteersteNederlandsedichtstuknaarhetChinees”,Literatuur16.2(1999),pp.85-89）。
b卫方济和他的著作直到最近才成为研究课题。参见保罗·鲁尔：《卫方济和中国礼仪之争》（PaulRule,“FranoisNol,SJ,andtheChineseRitesControversy”,inTheHistoryoftheRelationsbetweentheLowCountriesandChinaintheQingEra(16441911),ed.byWillyF.VandeWalle&NolGolvers,Leuven:LeuvenUniversityPress,2003,pp.138-165）。
d钟鸣旦：《宽容敕令（1692）：文本历史与阅读》（NicolasStandaert,“The‘EdictofTolerance’(1692):ATextualHistoryandReading”,inArturK.Wardega,SJ,andAntónioVasconcelosdeSaldanha(eds.),IntheLightandShadowofanEmperor:TomásPereira,SJ(1645–1708),theKangxiEmperorandtheJesuitMissioninChina,NewcastleuponTyne(UK):CambridgeScholarsPublishing,2012,pp.308-358）。doestadopoliticoeespiritualdoImperiodaChina）。a这部著作是卫匡国《鞑靼战记》（记载了1650—1668年间的历史）的延续。该书包括满洲人征服中原过程的观察报告，尤其是在中国南方与郑成功交战的信息，并描述了包括北京在内中国北方的军事与政治状况。在这部著作中，有两处出现了汉字，数量分别为4个和20个。这些汉字存在于佛兰德地区的一位印刷商最早出版的一批含有汉字的图书之中。b除了出版的著作之外，鲁日满身后还留下了一部非常特别的资料—一本私人账簿的手稿。这部手稿涵盖了1674到1676年间他在常熟传教的时期。该账簿不仅细致地描绘了传教士在中国内陆传教的日常生活图景，而且给出了许多商品在地方上的价格，是研究清初经济史非常有价值的资料。c
b高华士：“最早在南低地国家出版有汉字的例子(NolGolvers,“TheEarliestExamplesofChineseCharactersPrintedintheSouthernLowCountries(Leuven,1672;Antwerp,1683)”,DeGuldenPasser(Tijdschriftvoorboekwetenschap/JournalofBookHistory)94(2016-2),pp.319-333）。c高华士著，赵殿红译：《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刘益民审校，大象出版社，2007年。
d高华士翻译和注释：《南怀仁的〈欧洲天文学〉》（NolGolvers,TheAstronomiaeuropaeaofFerdinandVerbiest,S.J.(Dillingen,1687),Nettetal:SteylerVerlag,1993）。e赵尔巽：《清史稿》，第10册，第91卷，中华书局，1977年，第2679页。转引自普理查德：《马戛尔尼访华记》（EarlH.Pritchard,“TheKotowintheMacartneyEmbassytoChinain1793”,TheFarEasternQuarterly2,2(1943),pp.181）。
f高华士、尼古拉依迪斯：《南怀仁与耶稣会的科学在17世纪的中国：君士坦丁堡手稿（1676）的注释和翻译版》（NolGolvers&EfthymiosNicolaidis,FerdinandVerbiestandJesuitSciencein17thCenturyChina:AnAnnotatedEditionandTranslationoftheConstantinopleManuscript(1676),Leuven:F.VerbiestInstitute/Athens:InstituteforNeohellenicresearch,2009）。
g高华士：《南怀仁（1623-1688）与中国天文：天文学文集汇编，它在欧洲文化圈中的传播与接受》（NolGolvers,
FerdinandVerbiest,S.J.(1623-1688)andtheChineseHeaven:TheCompositionoftheAstronomicalCorpus,itsDiffusionandReceptionintheEuropeanRepublicofLetters,Leuven:LeuvenUniversityPress,2003）。
者标注，材质状况和其他的文献记录，这些文献经海运抵达欧洲的历史便被架构起来。南怀仁去世以后，在北京的法国和德国耶稣会士继续了这一传播事业，尽管这些传教士与法国、普鲁士及圣彼得堡的关系已不如前。这是一个研究耶稣会士如何将清代中国的知识，以及他们与康熙帝的相处经历在欧洲传播并使其进一步扩散的绝好案例。除了影印出版的文献外，还有手稿档案，而其中书信是最为重要的一类。这些信件在描述传教活动和国际关系之外，还使我们得以一窥宫廷生活以及传教士与康熙皇帝的关系。南怀仁的80封书信最早于1938年出版，a此后又修订和扩充了另外的54封书信。这些书信档案共有134封，于2017年编辑出版。b
1688年南怀仁去世后，另一位比利时人安多（AntoineThomas，1644—1709）接替了南怀仁，
a约索、维拉特编：《北京的钦天监监正南怀仁（1623-1688）》（HenriJosson&LéopoldWillaerteds,CorrespondancedeFerdinandVerbiestdelaCompagniedeJésus(1623-1688),directeurdel’ObservatoiredePékin,Bruxelles:PalaisdesAcadémies,1938.）。
b高华士编：《北京耶稣会士的书简：南怀仁（1623-1688）通信辑》（NolGolvers(ed.),LettersofaPekingJesuit:TheCorrespondenceofFerdinandVerbiest,SJ(1623-1688),Leuven:F.VerbiestInstitute,2017）。
d安托努奇：《安多：记述清帝国与准噶尔战争的历史学家》（DavorAntonucci,“AntoineThomas:AHistorianoftheQing-ZungharWar”,inTheItineraryofAntoineThomasS.J.(1644-1709),ScientistandMissionaryfromNamurinChina/Itinéraired’AntoineThomasS.J.(1644-1709),scientifiqueetmissionnairenamuroisenChine,Leuven:FerdinandVerbiestInstitute,2017，pp.219-252。
e钟鸣旦著，王丹丹译，陈妍蓉校：《中国礼仪之争中的“中国声音”：旅行的文本、社区网络与文化间论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3.出访清廷的荷兰使团
接下来的一批有关清代的出版物是含有精美插图的关于荷兰使团赴清廷的著作。c首先是
为了促进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和中国间的贸易，作为第一任荷兰访华使臣（1655—1657）的约翰·纽霍夫（JohanNieuhof，1618—1672）的著作—《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使节谒见鞑靼，中国的皇帝》（HetGezantschapderNeêrlandtscheOost—IndischeCompanie,aandenGrootenTartarischenCham,dentegenwoordigenKeizervanChina,Amsterdam:J.vanMeurs,1665）（英文译
本为：AnEmbassyfromtheEast—IndiaCompanyoftheUnitedProvinces,totheGrandTartarChamEmperorofChina,London:J.Ogilby,1669）。d纽霍夫以领队的身份参加了这次旅行。他的部分职
a参见钟鸣旦：《中国礼仪之争中的“中国声音”：旅行的文本、社区网络与文化间论证》，第15-16页。一个英文翻译版本已在1702年出版：《1700年中国康熙皇帝的上谕概要》（AShortAccountoftheDeclarationGivenbytheChineseEmperorKamHiIntheYear1700,London,1703）。一个荷兰文翻译版本于1711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JoannesMauritius,Afgoden-DienstderJesuiteninChinawaaroversyhedenbeschuldigtwordenaanhetHofvanRomen,Amsterdam:JacobusBorstius,1711）。
b白雅诗著，董少新译：《康熙帝的“病人”安多：对于清宫配用底野迦的个案研究》，《新史学》2014年第12辑，第
231-255页；《在康熙朝廷内比利时耶稣会士最后时光的观念变化：安多（1644-1709）在北京的病与亡》（“VariationsinPerceptionsoftheLastDaysofaBelgiumJesuitattheKangxiCourt:TheIllnessandDeathofAntoineThomas(1644-1709)inBeijing”,TheItineraryofAntoineThomasS.J.,ScientistandMissionaryfromNamurinChina/Itinéraired’AntoineThomasS.J.(1644-1709),scientifiqueetmissionnairenamuroisenChine,Leuven:FerdinandVerbiestInstitute,2017,pp.271-301.）。
c这些使团的背景，参见卫思韩：《使团与幻想：1666至1687年出访康熙帝的荷兰与葡萄牙使臣》（JohnE.WillsJr.,
EmbassiesandIllusions:DutchandPortugueseEnvoystoK’ang-hsi,1666–1687,Cambridge:CouncilonEastAsianStudies,1984）。
d这本书和插图，参见包乐史、法肯堡：《约翰·纽霍夫的中国图像》（LeonardBlussé&ReindertL.Falkenburg,Johan
NieuhofsbeeldenvaneenChinareis1655-1657,Middelburg:StichtingVOCpublicaties,1987）；弗里德里克·乌尔利克斯：《约翰·纽霍夫的中国见闻（1655-1657）：他书籍中的插画及对出版商雅各布的影响》（FriederikeUlrichs,JohanNieuhofsBlickaufChina(1655-1657):DieKupfersticheinseinemChinabuchundihreWirkungaufdenVerlegerJacobvanMeurs,Wiesbaden:Harrassowitz,2003）；河罗娜：《荷兰旅行者的图绘与中国翻译：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第一任使臣（1655-1657）的约翰·纽霍夫》（LauraHostetler,“MappingDutchTravelstoandTranslationsofChina:JanNieuhof’sAccountoftheFirstEastIndiaCompanyEmbassy,1655–57”,Horizons:SeoulJournalofHumanities1,no.2(Dec.2010),147-173）；孙晶：《逼真的幻像：约翰·纽霍夫的中国图像》（JingSun,“TheIllusionofVerisimilitude:JohanNieuhof’sImagesofChina”,Ph.D.diss.,LeidenUniv.,2013）。
出使中国的范胡伦的报告，以及其他描绘中国的资料。这些资料也由雅各布影印出版。这些著作以外来者的视角来看待朝贡使团，并对使团成员所经历与参与的各种仪式进行了独一无二的描述。
另一位荷兰使节赴中国的报告发生在清中期。这份报告由范百澜（AndreasEverardusvanBraamHouckgeest,1739—1801）编写，他是蒂进（IsaacTitsingh,1745—1812）使团（1794—1795）的成员，该使团在广为人知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一年后赴华。a范百澜在这次旅途中做了许多记录，这些记录不仅增进了欧洲人对中国土地和百姓的认知，也是对马嘎尔尼访华报告的有益增补。范百澜的报告于1797年在费城以法语首次出版，名为《北京之行：1794年和179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驻中华帝国朝廷使节纪实》（Voyagedel’ambassadedelaCompagniedesIndesOrientaleshollandaisesversl’empereurdelaChine,danslesannées1794et1795）。一年之后，该报告被译为英文：《荷兰东印公司于一七九四年和一七九五年赴华使团的真实报告》（AnAuthenticAccountoftheEmbassyoftheDutchEast—IndiaCompany,totheCourtoftheEmperorofChina,intheYears1794and1795）。1804年，荷兰文版出版。范百澜有时被认为是出使中国朝廷的第一位美国人。b
二、清晚期：民族志学和礼仪研究
a戴闻达：《最后的荷兰访华使团（1794-1795）》（JanJuliusLodewijkDuyvendak,“TheLastDutchEmbassytotheChineseCourt(1794-1795)”,T’oungpao34(1938),1-137）。
b荷兰与中国关系史和清时期双方物质与收藏品交换的概述，参见包乐史、卢恩：《中荷交往史，1600-2007》（LeonardBlussé&Floris-JanvanLuyn,ChinaendeNederlanders:GeschiedenisvandeNederlands-Chinesebetrekkingen1600-2007,Zutphen:Walburgpers,2008）；莫斯特、坎贝恩：《丝绸·思路：从1600年开始的中国与荷兰》（TristanMostert&JanvanCampen,SilkThread:ChinaandtheNetherlandsfrom1600,Amsterdam:Rijksmuseum/Nijmegen:Vantilt,2015）。
c包乐史：《砍柴工与汲水人：莱顿大学的早期汉学家（1854-1911）》（LeonardBlussé,“OfHewersofWoodandDrawersofWater:LeidenUniversity’sEarlySinologists(1854-1911）”,inChineseStudiesintheNetherlands:Past,PresentandFuture,ed.WiltL.Idema,Leiden:Brill,2014,27-68）。关于1900年之前，荷属东印度的作为“翻译者”的24位荷兰人的细节研究，参见最近的经典之作：高柏：《荷兰早期汉学家（1854-1900）：在中国与荷兰的训练，在荷属东印度的功用》（KoosKuiper,TheEarlyDutchSinologists(1854-1900):TraininginHollandandChina,FunctionsintheNetherlandsIndies,2vols.,Leiden:Brill,2017）。
d韦尔博洛斯基，瓦尔拉芬斯编：《科学的轨迹：高延的生平与著述》（R.J.ZwiWerblowsky,ed.byHarmutWalravens,TheBeatenTrackofScience:TheLifeandWorkofJ.J.M.deGroot,Wiesbaden:Harrassowitz,2002）。
教，进而了解它对当地人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在高延于1892年接任莱顿大学教授和1912年赴柏林出任汉学系主任之前，他利用1886—1890年第二次访华的机会，继续收集资料。他的研究成果最终出版，一部著作名为《中国的宗教系统》（TheReligiousSystemofChina）（由Brill出版社在1892—1910年间于莱顿出版）分六卷出版；另一部著作是《中国的秘密宗教与宗教迫害：宗教史上的一页》（SectarianismandReligiousPersecutioninChina:APageintheHistoryofReligions,Amsterdam:Müller,1903—1904），这部著作提供了清代宗教实践的独特描述和清政府宗教政策的准确观察。它将参与者的观察与文本语言学，个人经历与图书馆资料相结合，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延著作的重要意义超越了汉学这一专门领域：社会学奠基人如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和马塞尔·莫斯（MarcelMauss,1872—
1950）均将高延的作品视作研究中国的主要参考文献。
除了中国研究之外，还有一些比利时教会也活跃于19世纪的中国，如活跃于内蒙古的“斯格脱神父”（属圣母圣心会）或者湖北西南部的方济会。他们的档案不仅成为多项研究的对
a对于中国物品与藏品作为清代中国与比利时交流互动的结果这一概述，参见华贝妮、范德蒙特、钟鸣旦：《中国之路：
在比利时寻找中国踪迹》（BenedicteVaerman,SaraVantournhout&NicolasStandaert,Chineseroute:OpzoeknaarChinainBelgi,(EuropaliaChina),Brussel:Mercatorfonds,2009）。
b鲁汶大学的东方学研究，参见威利·范德维尔、保罗·塞瓦编：《东方学：在鲁汶的东方研究与图书馆》（WillyVande
Walle&PaulServaiseds,Orientalia:OostersestudiesenbibliothekenteLeuvenenLouvain-la-Neuve,Leuven:UniversitairePersLeuven,2001）。
象，而且使得清代中国内陆的状况为今人所知。a例如，有一部重要的著作是谭永亮（PatrickTaveirne）所著的《汉蒙相遇与传教努力：圣母圣心会鄂尔多斯（河套）传教史（1874—1911）》（Han—MongolEncountersandMissionaryEndeavors:AHistoryofScheutinOrdos(Hetao),1874—1911（Leuven:LeuvenUniv.Press,2004）。b该书结合晚清时期蒙汉边界地区的生态、地缘政治、社会经济以及族群文化等背景，追述了“斯格脱神父”的历史。c
三、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中欧交流
关于清代文化与宗教史的各种议题，明确地出现在许理和的学生，现任汉堡大学教授的田海（BarendterHaar）的研究中，他曾任莱顿大学的中国史首席教授（2000—2013）和牛津大学
a有关这些档案资源的介绍，参见韩德力编：《中国天主教史：19和20世纪》（JeroomHeyndrickx,ed.,HistoriographyoftheChineseCatholicChurch:NineteenthandTwentiethCenturies,Leuven:F.VerbiestFoundation,1994）。有关方济会的研究，参见卡琳·杜雅尔丹：《使命与现代：比利时在华的男修士，1872-1940》（CarineDujardin,Missioneringenmoderniteit:deBelgischeminderbroedersinChina1872–1940,Leuven:UniversitairePersLeuven,1996）。
b中译本，古伟瀛、蔡耀伟译，台北：光启文化事业，2012年。
d钟鸣旦：《许理和对17世纪中国基督教的研究：学者肖像》（NicolasStandaert,“ErikZürcher’sStudyofChristianityinSeventeenth-CenturyChina:AnIntellectualPortrait”,ChinaReviewInternational15,4(2008;publishedFebruary2010),476-502）。中译本，宋刚译，樊桦校，《世界汉学》第7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3-85页。
e许理和：《耶稣会的融合与中国文化强制性》，孟德卫编：《中国礼仪之争》（ErikZürcher,“JesuitAccommodationandtheChineseCulturalImperative”,inTheChineseRitesControversy(MonumentaSericaMonographSeries33),editedbyD.E.Mungello,.Nettetal:SteylerVerlag,1994,pp.31–64）；也参见《佛教和基督教：佛教、基督教和中国社会（会议，法兰西学院文集》（“Bouddhismeetchristianisme”,inErikZürcher,Bouddhisme,christianismeetsociétéchinoise(Conférences,essaisetleonsduCollègedeFrance),Paris:Julliard,1990,pp.11–42）；《佛教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自发扩散与引导性传播》（“TheSpreadofBuddhismandChristianityinImperialChina:SpontaneousDiffusionVersusGuidedPropagation”,inChinaandtheWest:ProceedingsoftheInternationalColloquium,Brussels:PaleisderAcademin,1993,9–18;）；此文由托马斯·克鲁森（ThomasCruijsen）英译，收录于《佛教在中国：许理和文集》（BuddhisminChina:CollectedPapersofErikZürcher,editedbyJonathanA.Silk,Leiden:Brill,2013,pp.377-391）。
f《康熙与礼仪之争：中国档案》（ErikZürcher,KeizerKangxienderitenstrijd:HetChinesedossier,DeGids(June1996):509–522）；《在黄虎穴中—利类思和安文思在张献忠朝廷(1644-1647)（ErikZürcher，“IntheYellowTiger’sDen:BuglioandMagalhesattheCourtofZhangXianzhong,1644-1647”,MonumentaSerica50(2002),355–374）；许理和：《李九功与〈慎思录〉》，王绍祥、林金水译，载《相遇与对话—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ErikZürcher，“LiJiugongandHisMeditations(Shensilu)”,inEncountersandDialogues:ChangingPerspectivesonChinese-WesternExchangesfromtheSixteenthtoEighteenthCenturies(MonumentaSericaMonographSeries51),editedbyWuXiaoxin,Nettetal:SteylerVerlag,2005,71–92）；中译本，北京：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72-95页。
教授（2013—2018）。a许多有关清代的研究出现在他所著的《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TheWhite
LotusTeachingsinChineseReligiousHistory,Leiden:Brill,1992）一书中。b作者为我们理解白莲教的真正本质提供一种新的假说，他认为“白莲教”二是这一名称实际上涵盖了两个不同的现象：一是1130—1400年间，一个真正的由佛教信徒们发起的运动是存在的，可以被称为“白莲教运动”。这一运动受到当时士人和宗教精英们的尊敬。二是这一运动所使用的本名“白莲会”在明初被禁止，并最终被丢弃了。1525年后，白莲教的名称再次出现，但这只是一种被官员和士人（而不是信众自身）所使用的贬义标签。这个假说的结论是，白莲教的历史发生了改变：从法师与宗教群体变成到精英意识形态和宗教迫害。
a清史文献也见于田海的另外两部著作：《仪式与中国三合会：创建身份》（BarendterHaar,RitualandmythologyoftheChineseTriads:CreatinganIdentity,Leiden:Brill,1998）；《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BarendterHaar,TellingStories:WitchcraftandScapegoatinginChineseHistory,Leiden:Brill,2006.）。中译本，赵凌云等译，中西书局，2017年。
b中译本，刘平、王蕊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有关清代论述，见第七章“迈向清朝迫害史”，第247-288页。
d出版著作中包括了狄克斯特拉《17世纪荷兰报纸和期刊上的中国礼仪之争》（TrudeDijkstra,“Itissaidthat…TheChineseRitesControversyinDutchNewspapersandPeriodicalsintheSeventeenthCentury”,JaarboekvoorNederlandseBoekgeschiedenis23(2016),172-191）；狄克斯特拉、韦斯特斯恩：《建构低地国家的孔子形象》（TrudeDijkstra&ThijsWeststeijn,“ConstructingConfuciusintheLowCountries”,DeZeventiendeEeuw32.2(2016),137–164）。
e参见展览目录Barbaren&wijsgeren:HetbeeldvanChinaindeGoudenEeuw,ed.byThijsWeststeijn&MennoJonker,Nijmegen:Vantilt,2017。
这一研究群体对于晚明和清初的研究成果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研究群体内的成员出版了一些独一无二的中文原始文献，使人们凭借这些文献开展研究成为可能。例如：来自徐家汇图书馆（台北和上海），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与耶稣会罗马档案的《明清天主教文献》。共包括77册，每册600页，一共46382页。b其中一些出版物在此之前曾被视为藏品的初步目录。c
第一卷（635—1800）》（HandbookofChristianityinChina:VolumeOne(635—1800),Leiden:Brill,2000）一书的分类原则。该手册也是由研究小组内的一些成员合力编纂完成的。同时，该数据库划分为原始资料和二手资料两大类。原始资料部分大约包含1050份中文资料和4000份欧洲
a魏若望编：《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南怀仁（1623～1688）：鲁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01年。
b钟鸣旦、杜鼎克、王仁芳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续编》（续编档案来自徐家汇图书馆），台北：利氏学社，2013年，共34册；钟鸣旦，杜鼎克，蒙曦（NathalieMonnet）编：《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台北：利氏学社，2009年，共26册；钟鸣旦，杜鼎克编：《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台北：利氏学社，2012，共12册；钟鸣旦，杜鼎克，黄一农，祝平一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台北：辅仁大学，1996年，共5册。
这个研究群体的研究主题涵盖广泛，包括思想史、科技史、礼仪和知识传播。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在欧洲图书馆内发现的文献可能为我们了解清初中国社会提供独特的视角。除了本文在注释中提到的文献资料外，下面我依照几大类别列举一些研究成果，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一研究群体所开展的清史研究。a
（一）礼仪研究钟鸣旦著，张佳译：《礼仪的交织：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中的丧葬礼》，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钟鸣旦著，张佳译：《礼仪的交织—以抄本清初中国天主教葬礼仪式指南为例》，《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26—39页。钟鸣旦：《圣依纳爵神操在十七及十八世纪中国传教区：十七及十八世纪经验的反省》，《神学论集》第160期，2009年，第167—205页。钟鸣旦，伊夫·勒诺阿：《阿米奥特（Joseph—MarieAmiot）之后的中国舞蹈仪式研究》（NicolasStandaert&YvesLenoir,LesDansesrituelleschinoisesd’aprèsJoseph—MarieAmiot,Brussels/Namur:éditionsLessius/PressesuniversitairesdeNamur,2005.）。
钟鸣旦著，张佳译：《明清时期的中国礼仪舞蹈图示》，《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08年第18卷第1期，第1—60页。杜鼎克：《十七和十八世纪中国的神圣弥撒：与弥撒功程（1721）的翻译注释与介绍，参加弥撒的手册》（AdDudink,“TheHolyMassinSeventeenth—andEighteenth—CenturyChina:
IntroductiontoandAnnotatedTranslationof‘Yumi-sagong-cheng’(1721),ManualforAttendingMass”,inALifelongDedicationtotheChinaMission:EssaysPresentedinHonorofFatherJeroomHeyndrickx,CICM,ontheOccasionofhis75thBirthdayandthe25thAnniversaryoftheF.VerbiestInstituteK.U.Leuven,ed.bySaraLievens&NolGolvers,Leuven:FerdinandVerbiestInstitute,2007,pp.207—326.）。钟鸣旦著，陈贵明译：《祭天仪式之“理论”》中文本，见《潘富恩教授：八十寿辰纪念文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中国哲学教研室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16-428页。
（二）文本研究钟鸣旦：《历史文本的跨文化编织：中国与欧洲故事中的帝喾与他的妻妾》（Nicolas
Standaert,TheInterculturalWeavingofHistoricalTexts:ChineseandEuropeanStoriesaboutEmperorKuandHisConcubines,(LeidenSeriesinComparativeHistoriography9),Leiden:Brill,2016）；钟鸣旦著，代国庆译，陈妍蓉校：《明末清初的通史著述—纲鉴体史着谱系》，《世界汉学》第15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7—90页；钟鸣旦著，郑彬彬、黄健译，赵倞、汪海、时霄校：《耶稣会士的中国史与纪年著作及其所参考的中国文献》，《世界汉学》第1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5—102页。高华士：《从新材料再思中国贤哲孔子的发展》（NolGolvers,“TheDevelopmentoftheConfuciusSinarumPhilosophusReconsideredintheLightofNewMaterial”,inWesternLearningandChristianityinChina:TheContributionandImpactofJohannAdamSchallvonBell,S.J.(1592—1666),ed.byRomanMalek,SanktAugustin:InstitutMonumentaSerica,1999,vol.2,1141—1164）。
a在此只选择了部分研究成果。更多文献书目，参见上文提及的CCT数据库。
（三）书籍与图书馆史高华士：《研究中国的西方图书馆：耶稣会内部西方书籍在中欧之间的传播（1650—1750前后）》（NolGolvers,LibrariesofWesternLearningforChina:CirculationofWesternBooksbetweenEuropeandChinaintheJesuitMission(ca.1650—ca.1750)）。第一册《书籍购置与流通的逻辑》（Vol.1.LogisticsofBookAcquisitionandCirculation.Leuven:FerdinandVerbiestInstitute,2012）;第二册《耶稣会图书馆的形成》（Vol.2.FormationofJesuitLibraries,Leuven:FerdinandVerbiestInstitute,2013）；第三册《书籍与读者》（Vol.3:OfBooksandReaders,Leuven:FerdinandVerbiestInstitute,2015）。
高华士：《中国耶稣会（17—18世纪）的葡萄牙语书籍及其读者》（NolGolvers,Portuguese
BooksandtheirReadersintheJesuitMissionofChina(17th—18thcenturies),Lisboa:CentroCientificoeCulturaldeMacau,2012）。
钟鸣旦：《傅圣泽对欧洲图书馆建立中文图书收藏的贡献：中文图书的传播》（NicolasStandaert,“Jean—FranoisFoucquet’sContributiontotheEstablishmentofChineseBookCollectionsin
EuropeanLibraries:CirculationofChineseBooks”,MonumentaSerica62:2(2016),pp.361—423）。钟鸣旦、杜鼎克著，孙尚扬译：《简论明末清初耶稣会著作在中国的流传》，《史林》1999年
第2期，第58—62页。
（四）艺术与视觉研究
钟鸣旦：《向中国皇帝进程基督画像：进呈书像史（1640）》（NicolasStandaert,AnIllustrated
LifeofChristPresentedtotheChineseEmperor:TheHistoryofJinchengshuxiang(1640),(MonumentaSericaMonographSeriesLIX),SanktAugustinNettetal:SteylerVerlag,2007。《中国图画及其欧洲原型》（“ChinesePrintsandtheirEuropeanPrototypes:Schall’sJinchengshuxiang”,PrintQuarterly23,3(2006),pp.231—253）。
钟鸣旦：《进程给康熙皇帝的荷兰语、佛兰德语和德语版画》（NicolasStandaert,“Dutch,
FlemishandGermanEngravingsPresentedtotheKangxiEmperor”,Sino—WesternCulturalRelationsJournal38(2016),pp.1—27）。
（五）神学钟鸣旦：《可亲的天主：一位17世纪中国神学学者撰写的关于神名的文本对中国现代神学的
挑战》（NicolasStandaert,TheFascinatingGod:AChallengetoModernChineseTheologyPresentedbyaTextontheNameofGodWrittenbya17thCenturyChineseStudentofTheology,(Inculturation:WorkingPapersonLivingFaithandCulturesXVII),Roma:PontificiaUniversitaGregoriana,1995）；钟鸣旦著，何丽霞译：《可亲的天主:清初基督徒论[帝]谈[天]》，台北：光启文化事业，1998。钟鸣旦、杜鼎克编：《原谅我们的罪过：明末清初的忏悔》（NicolasStandaert&AdDudink,eds.,ForgiveUsOurSins:ConfessioninLateMingandEarlyQingChina,(MonumentaSericaMonographSeriesLV),SanktAugustin/Nettetal,SteylerVerlag,2006.）。
（六）科技、医学与制图
EastAsianScience,TechnologyandMedicine两期专刊：“网络与知识的传播：在中华帝国晚期耶稣会士、满洲人与汉人的相遇”（“NetworksandCirculationofKnowledge:Encountersbetween
Jesuits,ManchusandChineseinLateImperialChina”,EastAsianScience,TechnologyandMedicine34(2011),193pp.;35(2012),132pp.）。
钟鸣旦：《客座编辑的介绍：网络与知识的传播：在中华帝国晚期耶稣会士、满洲人与汉人的相遇》（NicolasStandaert,“IntroductionfromtheGuestEditor:NetworksandCirculationofKnowledge:EncountersbetweenJesuits,ManchusandChineseinLateImperialChina”,.EastAsianScience,TechnologyandMedicine34(2011),pp.12—14）。
高华士：《耶稣会和西方科学书籍的传播（17—18世纪）：北京耶稣会图书馆内的医学和
医药学部分》（NolGolvers,“TheJesuitsandtheCirculationofWesternBooksintheSciences(17th–18thcent.):TheMedicalandPharmaceuticalSectorintheJesuitLibrariesofPeking”,EastAsianScience,TechnologyandMedicine34(2011),pp.15—85）。
白雅诗著，董建中译：《康熙宫廷耶稣会士医学：皇帝的网络与赞助》，《清史研究》2014年
第1期，第1—27页。何思柏：《17世纪中国螺丝的引入与发展：南怀仁对于理论的解释与应用》（NicoleHalsberghe,“IntroductionandDevelopmentoftheScrewinSeventeenth—CenturyChina:TheoreticalExplanationsandPracticalApplicationsbyFerdinandVerbiest”,EastAsianScience,TechnologyandMedicine34(2011),pp.163—193）。
杜鼎克：《“圣经年表”与六个“世界时代”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格致奥略〉（在1723年
以前罗列并揭示了自然科学之谜）》（AdDudink,“BiblicalChronologyandtheTransmissionoftheTheoryofSix“WorldAges”toChina:Gezhiaolüe格致奥略(Outlineofthemystery[revealedthrough]naturalscience;before1723),EastAsianScience,TechnologyandMedicine35(2012),pp.
89—138）。
钟鸣旦著，吕晓钰译：《清初中国的欧洲星占学：薛凤祚与穆尼阁对卡尔达诺《托勒密〈四书〉评注的汉译》；《自然科学史研究》，2010年第29卷第3期，第339—360页。
钟鸣旦著，邓亮译：《昂布鲁瓦兹帕雷〈解剖学〉之中译本》，2002年第21卷第3期，第
269—282页。
何思柏：《南怀仁新制仪象图：木版印刷的分析》（NicoleHalsberghe,“FerdinandVerbiest:
XinZhiYiXiangTu新制仪象图:AnalysisoftheXylographicalPrints”,inALifelongDedicationtotheChinaMission:EssaysPresentedinHonorofFatherJeroomHeyndrickx,CICM,ontheOccasionofhis75thBirthdayandthe25thAnniversaryoftheF.VerbiestInstituteK.U.Leuven,ed.bySaraLievens&NolGolvers,Leuven:FerdinandVerbiestInstitute,2007,pp.405—445）。
高华士：《在华耶稣会的制图师：潘国光和松江府图》（NolGolvers,“JesuitCartographers
inChina:FrancescoBrancati,S.J.,andtheMap(1661)ofSungchiangPrefecture(Shanghai)”,Imagomundi52(2000),pp.30—42）。
康言：《耶稣会与康熙朝廷的合作案例—清初地理调查（1708—1716）》（MarioCams,
“TheEarlyQingGeographicalSurveys(1708—1716)asaCaseofCollaborationbetweentheJesuitsandtheKangxiCourt”,Sino—WesternCulturalRelationsJournal34(2012),pp.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