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和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合著的新书《人类新史》试图证明，近些年的史前史考古成果正在推翻此前贾雷德·戴蒙德和尤瓦尔·赫拉利等人“大历史”写作风潮中所描述的规律。
然而，新近出版的《人类新史》试图证明，近些年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成果正在推翻这些“大历史”所描述的规律。新书作者之一便是在人类学领域极具颠覆性的学者大卫·格雷伯（DavidGraeber），他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也曾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重要发起人，出版过《债：5000年债务史》《毫无意义的工作》《规则的悖论》，其中“狗屁工作”等概念曾在全球引发社会热议。
最终两人历时十年之久完成此书。2021年底，新书一经推出即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引发各界热议，大卫·格雷伯不久后离世，此书也成了格雷伯学术思想巅峰的代表。
《人类新史》中文版于2024年底出版，本书作者之一的大卫·温格罗教授受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请来访，参加学术讨论会。其间，本刊对温格罗进行了专访，请他谈了谈这本书写作前后的经历、他与大卫·格雷伯的合作过程，以及他们在这本书中做出的一些重要结论。
从学科内部重写“大历史”
三联生活周刊：不久之前我采访了《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和他聊了聊他刚出版的关于人工智能的新书。赫拉利说，在“大历史”写作成为风潮后，他经常会受邀与各国国家人领导或者大企业老板座谈，这些人无论专业为何，都愿意与他聊聊历史，人们似乎认为了解过去，就能够预测未来一样。你怎么看这些年的“大历史”风潮？
大卫·温格罗：我记得赫拉利也说过，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对他影响深远，那本书是赫拉利写第一部“大历史”书籍的模板。所以我认为戴蒙德的书确实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很好的。但这里需要注意一个区别，也就是这些书的性质。
如果你往前倒一点，回到20世纪下半叶，或者更早一点，在欧美，这类书通常是由该领域的专家写的。比如澳大利亚考古学家、史前史学家维尔·戈登·柴尔德。如果你现在去世界各地，比如去印度，在加尔各答的书店里你依然能看到人们在读柴尔德的书，尽管柴尔德的书已经非常“过时”了，有些出版至今已经将近100年历史了。但他是一位真正的考古学家、史前史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曾在我工作多年的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研究所担任所长。柴尔德专门研究人类早期历史，他写的书是从学科内部出发的，但他的这些书如今与我们所谓的“大历史”的书籍归为一类了。
这件事，我和大卫·格雷伯都注意到了，并深受震动。首先，这些“大历史”书籍非常受欢迎。其次，我们这些考古学和人类学领域的人反而不再写这种书了。戴蒙德获得的是胆囊方面的生理学博士学位，斯蒂芬·平克是一位语言学家和进化心理学家，福山是政治学家。
但我们为什么不写呢？如果我们不写这类书，就会有其他人来写。现在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因为这类书中呈现的内容，实际上反映的是我们学科领域大约60年前的知识状态，而这些年来学科领域发生了太多变化。当然，我不认为是戴蒙德他们的错，这是我们的错，也是我们学科所面临的问题，这个学科让自己变得过于专业化，以至于我们都不再跨越自己的微观专业领域彼此进行交流。
我最近在澳大利亚与一些当地的考古学家交流。他们正在清理一个非常重要的史前洞穴遗址，那里有美丽的岩画，还有烹饪和工具的遗迹。他们解释说，现场研究工具的人几乎不和研究岩画的人交流，他们考古学者也不会和研究动物骨骼的古生物学者交流。在同一个洞穴里，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那一小块的工作。我觉得这象征着整个考古学领域的现状。跨学科当然很难，因为如今我们面对的信息量实在太大了，但我们想试一试，看看如果一起进行跨越学科探讨会发生什么，结果往往会带来一些非常有趣的意外发现。
大卫·温格罗：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美国新奥尔良的机场休息室。我们正要去参加同一个学术会议，是美国最大的人类学峰会。我和他一起排了很长的队，于是我们开始聊天。我记得当时我很惊讶他对我的领域了解之深。他和我聊古美索不达米亚的一种圆柱印章，它就像最早的商品封条，在封闭容器的黏土上加盖这种印章就能保证没有人打开过它，上面通常是神祇、怪物之类的小图案。
这是个非常冷门的话题，我能看出他作为一名社会人类学家，对考古学是很了解的。出了机场我们还继续聊着，他当时的越南女友开车来接他，他坚持让我也上车，这样我们可以继续聊天。这位可怜的年轻女士不得不开车载着我们绕遍了新奥尔良，直到找到我的酒店。
再一次见到他是在纽约，当时我在纽约大学担任访问教授，每年至少去三次，与金融研究所合作。那时他正处于学术工作的间隙，因为耶鲁大学拒绝给他终身教职，之后他发现自己很难在美国找到学术职位，于是开始考虑定居英国，正处于两地间奔波的状态。我觉得这既不公平又荒谬，我当时已经有两个教授职位，一个在伦敦，一个在纽约，而这个人比我聪明得多，成就也比我高，还比我年长。他的书已经被翻译成20种语言，大家都认为他是这一代最有才华的人类学家，但他却在为找到一个教职而苦苦挣扎。当时是2011年左右，也就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前后。
实际上我错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时刻。那天我正要离开纽约，离开前准备给我儿子买点漫画作为礼物，格雷伯陪我一起去了。一路上我们聊了很多，后来他突然收到一条短信，让他去比弗街16号参加一场非常重要的会议，他问我去不去，我说你去吧，我得留下来买漫画。实际上就是在那场会议上，他们想出了占领祖科蒂公园的想法，也就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起点。
已故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大卫·格雷伯
大卫·温格罗：我认为他一直对这些感兴趣。实际上，在他还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尝试解读玛雅古文字。那是一种象形文字系统，在当时还没有被完全理解，我记得他甚至申请到了一个相当有声望的奖学金来研究这些。然后他转向了人类学，但他是那种并不把这些领域区分得太开的人类学家，因为从广义来说，人类学包括了人类所有的历史。在美国，考古学通常是人类学的一部分，他在美国的一些学生后来也成了考古学家。但与此同时，我想他自己也经常惊讶于像他这样一位博览群书、知识渊博的人，也对过去20到30年里考古学的发现一无所知。
他会问我一些特定的话题，比如在史前史考古发掘中是否存在完全平等、没有阶级的城市的证据。我开始给他讲这些年在乌克兰的一些考古发掘成果。他感到非常震惊，说：“这太不可思议了，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个？如果连我都不知道，估计其他人也不会知道。”他一直对此感到惊讶，考古学家没有向别人讲述发现了什么，以及这些发现为什么重要。
其实有很多考古学家在做这种事情，但没有人真正尝试把这些东西整合起来。我记得柴尔德有一本书叫《历史的重建》，我们也需要去寻找拼图，缺了哪几块？去哪里找？我们开始频繁地交流，相互写了很多很长的邮件，后来他搬来伦敦，先是在伦敦大学金匠学院任教，再后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给了他终身教授的职位。那时我们见面就很方便了。格雷伯有一些非常漂亮的皮革笔记本，他会带着这些笔记本和我吃午餐，在上面涂涂写写，我想他可能后来有一整个仓库这种笔记本。
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打算真正写多厚的书，以为只会是一本小册子。但这样的交流一晃十年，最终我们写出了《人类新史》。我觉得很多合著项目最终都不会成功，人们争吵、闹翻，或者论述并不连贯。但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类问题，这是非常美妙的偶然事件，就像两个音乐家一起演奏，因为某种大家无法理解的原因，两人能共享一种语言。
最新的考古学证据
大卫·温格罗：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尤其是在考古学家使用的方法和技术上。我们在书中尝试反映这些变化，但不是通过给读者讲枯燥的技术细节，而是通过使用了很多在柴尔德时代无法获取的证据。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转变，其中一个结果是，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科学方式证明不同历史阶段人类之间的互动规模。我们以前一直被告知，史前人类只生活在孤立的小群体中，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但真相却是，人类在历史最初阶段就已经能跨越广阔区域相互联系了。
我的最后一个田野调查项目是在伊拉克的库尔德自治区，在边境城镇哈拉布贾附近。我们最初计划做6个季度的野外发掘工作，但后来赶上了“伊斯兰国”入侵事件，当时我们正好接近一个考察季的结束阶段，我和团队赶在入侵开始前离开了那个国家。虽然我们最终只完成了大约一半的既定工作，但那依然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那里是全世界最早出现城市的地区之一，而我们专注于研究该地区早期居住生活的本质。我们发现，这一地区出现了很多非常相似的房屋结构、烹饪和仪式性物质文化，它们分布范围极广，从地中海东海岸到黑海，从波斯湾到土耳其的山区，这成了一个巨大的跨区域相互联系的实例。
温格罗等人从土耳其哥贝克力石阵遗址中寻找新的考古学证据
大卫·温格罗：上世纪90年代初，德国考古学家克劳斯·施密特在托罗斯山谷发现了哥贝克力石阵。自那以后，在同一个山谷中又发现了许多其他遗址，比如卡拉汉石阵等，说明哥贝克力石阵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遗址。
我们可以复现托罗斯山附近的整个区域，大约10000～11000年前，狩猎采集者在那里建造了这些巨大的石质纪念碑，插入基座的石柱至少有200根，有些柱子重达1吨，每根柱子都刻有非常吸引人的浅浮雕，有些是凶猛的野兽形象，有些则展现的是雄性野兽生殖器，还有一些是人类头部雕像。学者们曾认为，这些巨石证明，狩猎采集者社会已经进化出支持大型公共工程、项目与纪念碑性建筑的制度，因此在农业出现之前，这些社会已经有了复杂的社会等级。但当时并没有其他迹象表明存在一个特别集中的社会结构。
这样的史前遗址还有很多。位于乌克兰中部的内别利夫卡（Nebelivka）巨型遗址，可追溯至公元前4000年，其面积与中世纪伦敦的城市规模相近，但这里几乎没有中央集权的证据，遗址以近乎同心圆的形式均分，里面没有发现寺庙、宫殿这类等级建筑。包括在印度河文明、墨西哥文明，都存在这种没有等级的、平等主义的大规模遗址。
20世纪20年代，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Mauss）提出的观点认为，在这种环境中，人类社会的模式会呈现出一种脉动的状态。随着季节的变更，群体的规模会改变，随之而来的是整个社会系统被拆解、重组、再拆解、再重组。人们一只脚踩在一种社会现实中，另一只脚则跨入另一个世界。
另一个例子是加拿大西北沿岸的狩猎采集原住民，在那里，人们也会根据季节改变自己的身份。在冬季，社会形成最不平等的形态，用木板搭建宫殿，世袭贵族凌驾于平民和奴隶之上，主持盛大的宴会；而在渔猎的夏季，贵族宫廷分崩离析，又回到了小型氏族社会。人们甚至在夏季与冬季使用不同的名字、不同的身份。
我们觉得这非常有趣。因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如果你阅读我们刚开始讨论的那些“大历史”书籍，主流观点通常认为人类历史是按照阶段性进化的：人类社会从小型群体开始，逐步发展为部落，再逐渐变得更大更复杂，接着形成酋邦，最后发展为国家。然而，这种观念并不准确。如果你一开始就从那些经常改变社会形态的社会入手，有时候它们是高度等级化的，而有时候却很平等，那么就不再存在那种线性进化的模式。
这种思路打破了一切固有观念：即生活在小规模群体中的人类可能是平等的，或者生活在大规模群体中的人类必然处在等级制度和集权的统治之下。某些情况下，小群体也可能比大规模群体更具等级性，而在其他情况下则正好相反。唯一的相同点在于，这些社会拥有灵活性和适应性。我们于是思考，如果从这种对于我们来说极为不寻常的、具有高度社会创造力的角度开启人类故事，会发生什么？接下来的历史又会怎样？这是我和格雷伯早期集中探讨的主题。
重新审视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大卫·温格罗：这是我们写这本书的一个主要原因。美国金融危机和“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后，曾出现了大量讨论人类不平等的新书，主要来自经济学领域，也有一些书重新探讨了社会不平等的起源，特别是以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模型为蓝本。在《21世纪资本论》中，他试图将人类不平等的根源追溯到人类历史的早期。
我们在阅读这些书时极为震惊，他们的历史观实际上非常古老，几乎就是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那些观念。人们在谈论这些话题时，甚至会直接说，“我的思考方式更接近霍布斯主义”“我认为当今人类社会如同卢梭在18世纪所描述的那样”。这太奇怪了，就好像这些年来我们的学术发现和思考都不曾存在过一样。为什么会这样？
这就是我们被吸引到这个问题上的原因：为什么卢梭在像法国这样一个封建等级森严的国家——法国在大革命之前是世界上最具等级性的不平等社会之一——会提出探讨人类不平等起源的问题？为什么当时的学者和思想者们会假设在人类早期曾经存在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这个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17世纪末，很多法国殖民者和传教士去北美东海岸探险，当地温达特原住民领袖坎迪亚洪克经常与他们交谈。坎迪亚洪克去过欧洲，熟悉英法社会，对他们多有批评。他认为欧洲人贪婪，为了钱而疯狂。法国传教士不甘心，反驳说他们有非常仁慈的上帝，将自己的儿子送下来受苦。坎迪亚洪克则回应说，如果只有一个神的话，为什么我们没有听过他？如果只有一个神，为什么不同派别的传教士之间会争论不休？总之他认为，法国人是上帝的奴隶，而温达特人才是自由的人。
18世纪初，曾为魁北克法国总督做助手的拉翁唐男爵将这些批评以对话形式写进了后来出版的回忆录里，在欧洲大获成功。拉翁唐的书流行后，引发了一股热潮，几乎每位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都模仿这本书，尝试与一个想象中的外来文化者进行对话，孟德斯鸠选择了一个波斯人，狄德罗选择了一个塔希提人，夏多布里昂选择了一个纳奇兹人，达让松侯爵选择了一个中国人。
最终，这种原住民对法国社会的广泛批评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社会秩序的辩护者不得不发明“社会演化”作为直接回应，也就是如今人们所熟知的线性历史标准叙事：人类从小规模、平均主义的狩猎采集游群开始，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逐步发展为部落、酋邦、国家，但代价是人们失去了平等和自由。这样的风潮也影响到了卢梭，最终他在1754年将论文《论社会不平等的起源》提交给第戎学院。
大卫·温格罗：这三种人类基本自由的消失是世界历史上相对较晚近的情况。只有在过去500年左右的圈地运动、大规模奴役、殖民掠夺、种族灭绝和破坏性战争的背景下才能理解这一现象。这些现象伴随着新型私有财产、信贷和债务制度的增长，以及领土主权和监控制度的发展，这些制度超越了任何青铜时代统治者或铁器时代皇帝最疯狂的梦想。当然，过去500年也见证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崛起、工业革命和某些地区代议制民主的发展。
大卫·温格罗：确实如此。此前的“大历史”叙述让人沮丧又深感无聊，并且是错误的。它让个体感到非常渺小。因此我们觉得，写一部不会让人有这种感觉的“大历史”会很有趣。读者读完我们的书后，应该会觉得做一个人并没有那么糟糕。
大卫·温格罗：这其实源自《圣经》中的原罪观念：只有上帝才能真正创造，当人类创造时，总是有代价的。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它实际是一个神学和道德概念，而非科学概念，这在犹太-基督教信仰体系中非常典型。
我最近在读关于澳大利亚土著宇宙观的书，其中提到澳大利亚土著所谓的“梦时代”（当地信仰体系中的上古时代），人类祖先创造的第一批技术是非常不完美的，就像最早的狩猎武器非常粗糙一样，实际上是后人在不断完善、改进祖先创造的技术，这与犹太-基督教信仰体系中的原罪观念正好截然相反，后者认为人类最开始才是最完美的。因此我们常常会读到，比如赫拉利说一切都是陷阱，城市是陷阱，人工智能也是陷阱，人类就这样一次次掉进陷阱里。
但在我们写的这本书里，人类实际上没有那么蠢，他们通过嬉戏、玩耍的方式，尝试各种可能性，发明、创造。比如中国人的祖先发明了火药，火药最初并不是拿来杀人的，而是用作烟火，作为一种玩耍的方式。比如人类最初发明金属，是用来做首饰的，到了很后来才用作杀人利器。我们一直认为，美国本土历史上没有考古发掘出作为运输工具的轮子，这使得当地人错失了制造大型工程的可能性。但实际上当地人不是不知道轮子的存在，他们的儿童玩耍的玩具里就有带轮子的小车，只是没有把它发展成为一种实用的运输工具罢了。
技术如此，社会结构更是如此，我们在书中举了很多例子，来展现早期人类做了各种各样充满仪式感的自由游戏实验，甚至在这个社会出现王权制之前，他们已经在游戏中扮演国王了。因此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思路，来解释人工智能。